权民一体论

递进自组织社会

王力雄 著

摘要：

大规模社会离不开间接沟通。本文将间接沟通结构对沟通的掌控视为权力。当间接沟通的结构不容民众对其沟通，只按自身需要沟通民众时，权力便与民众分离，社会分成有权和无权二元，沟通枢纽成为当权者，权力为其私有。以往的政治思想大都默认权力是一种独立存在，其与民众的分离被当作天然和必然，只考虑如何对其制约与驯化。本文则把消除权力与民众的分离视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并提出实现权民一体的操作方法——递进自组织，让权力重归沟通。

目 录

第一章      二元社会

1.      有权和无权

2.      权组织+被组织

3.      组织与沟通

4.      权力与沟通

第二章      沟通结构

1.      直接沟通的限度

2.      间接沟通

3.      “沟通枢纽”的权力

4.      源自沟通的其他权力

第三章      权民分离

1.      沟通的异化

2.      权力私有——沟通结构不容沟通

3.      专制在于限制沟通

4.      强力源自沟通

5.      与职位脱离的沟通

6.      官僚掌控的沟通

第四章      人与正义

1.      何为正义

2.      人的基本性质

3.      个人意志是自身个别意志的向量和

4.      个人意志的边界

5.      平等的节制

6.      正义是所有个人意志的向量和

第五章      社会意志

1.      什么是社会意志

2.      社会意志与“公意”的区别

3.      社会意志是“正确”本身

4.      数量求和结构

5.      数量求和结构中的社会意志

6.      社会意志的扭曲

第六章      权力调整与更新

1.      囚徒困境

2.      社会意志的反扭力

3.      压力调整

4.      强力更新

5.      大向量

6.      二元结构的滞后

7.      殊途同归

第七章      代议制的进步与局限

1.      无需强力的权力更新

2.      数量求和的被操纵

3.      代议制仍是二元

4.      Vetocracy

5.      无法超越的陷阱

第八章      问题

第九章      意志的“求和运算”

1.      “他者”不可承担

2.      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

3.      以层块扩大自组织

4.      分层不是障碍

第十章      递进自组织

1.      规则

2.      说明

3.      递进自组织社会

4.      先例与教训

第十一章  当权民一体

1.      权力回归沟通

2.      真正by the people

3.      积极自由

4.      提炼理性

5.      递进自治—递进联邦

第十二章  实现超越

1.      合作的政治

2.      告别民族主义

3.      摆脱消费主义

第十三章  转型

1.      上帝的第一脚

2.      精细的剥离

3.      递进置换

4.      自私的公德

5.      超越专制的补偿

6.      民间之路

7.      沟通改变世界

8.      驶向未来的自动车

第1章  二元社会

【本章提要：社会的基本划分是有权和无权；从组织角度可描述为“权组织+被组织”；权力的强制性主要不是出于强力，而是出于组织的程序性沟通。】

1. 有权和无权

我们熟悉的社会一直是以权力划分的二元结构——一元是权力，另一元是无权：统治—被统治、管理—被管理、官—百姓、当局—公众、国家—人民……历史上各种社会的性质不同，这种二元都一样。古代是朝廷和百姓，现代换成代表和被代表者，公仆和人民……本质区别仍是有权和无权。其他的划分——阶级、阶层、等级、集团、族群、强势弱势等，都不如有权无权的划分清楚明了。各种主义和学说无论怎样分歧，也都把权力视为自在的「利维坦」（ Leviathan），既要靠它管理民众，又要对其进行驯服，防范它压迫民众。以民主制约权力，出发点也是把权力当作对象进行“监督”、“选举”或“罢免”。在人们观念中，这种分离似乎与生俱来，不假思索。

权力自古便是争夺目标，抢到手就成为高踞社会之上的主人。然而权力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具体物质，没有实体，却无一不被人时刻感受，无形但有效。有人认为权力是职位。的确，官员一退位，荣耀就烟消云散，原本前呼后拥者立刻投向新官。然而当年的慈禧和退休后的邓小平都无职位，却是大权在握。

有人说权力源于强力，但是强力不是权力。持枪罪犯迫使受害者服从，不能说实施了权力。权力的强制性无疑包含强力，更多强制却不需要使用强力。如扣工资不是强力，却是强制。日常人们服从权力，主要是服从非强力的强制，甚至不显露强制，服从权力被人当作只能如此的“天经地义”。在这种“天经地义”中， 更能看到权力的本质。

权力存在于组织。无论是国家组织、社会组织，或公司组织、村庄组织，有组织就有管理和被管理，就存在有权无权，以及无需强力也得服从的“天经地义”。强盗与受害者没有组织关系，因而没有权力关系。国家之间各为独立组织，权力体系也相互独立。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占领，相当于强盗与受害者的关系，同权力无关。如果占领国在被占国建立了政权，便有了权力关系。若抵抗者不承认，占领政权对其就仍然只是强力。

“天经地义”源于组织成员的同意。这种同意首先是因为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组织。权力维系组织运转，是权力的第一要义。如果权力只有对人的管束压迫，人便会脱离组织，权力对其也就不复存在。人们容忍压迫，说明组织带来的好处大于压迫的坏处。

当然，人若没有选择离去的自由（如奴隶），就更多是因为强力的强制了。

2. 权组织+被组织

组织理论一般把组织分为他组织和自组织。经典定义是：组织在形成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的为自组织，否则是他组织。

人是社会动物，会自发形成组织。自发组织的初始往往是自组织——没有外来指令，参与者直接沟通协商，没有压迫和强制，是人们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自愿结合。利益受损，人就会离开。因此自组织状态下人们彼此平等，相互认同。

以自组织和他组织分类会遇到如下问题：一是最初的他组织是如何产生的？例如是在人类学家描述的从血缘族群发展到国家组织，自组织在哪个环节变成了他组织？最初的外界干预是什么？他组织又怎么会在后来登上统治地位？二是自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需分出子组织（次级组织）。子组织往往由母组织推动和调控，运转也受母组织干预，因此子组织符合他组织的定义。那么由这种子组织组成的母组织还算自组织吗？这后一个问题已经包含了对前一个问题的一种回答——他组织可以由自组织演变形成。

他组织的概念对本文要做的分析并不实用，因为很难相信今日还存在没有外界干预的组织。即便是边远地区的村民自发合作，也受到国家法令、政府政策乃至村干部的干预。在这层意义上便几乎没有不属于他组织的组织，以其分析会失之笼统。

本文提出一个“权组织”概念——实施权力的组织。典型的权组织是由官员和官僚组成的政府。企业、学校、机构也各有其实施权力的系统。各种权组织之间不一定直接从属（除非整个社会被全能型专制权力控制），但最终在国家权力的框架内，各种权组织共同构成二元社会的权力元。

任何他组织的内部都有权组织，可以把他组织分解为“权组织”和“被组织”。“被组织”指的是由“权组织”对无权者进行组织，看似组织起来的无权者在本质上仍是无组织（一离开权组织即会显现为无组织）。把他组织分解为权组织和被组织，有助于体现组织内部的二元关系。

他组织定义所说的「组织受外界干预」可以这样看——发出干预的是外界的「权组织」，接受和贯彻外界干预的是组织内部的「权组织」。当组织受外界「权组织」干预时，即是该组织的权组织接受「被组织」，再由该组织的「权组织」对组织内部完成「被组织」。

由此看自组织也会更明确——只要是自组织，就没有权组织，也不是被组织。一旦自组织内出现权组织，自上而下进行被组织，自组织就不再是自组织。按此标准，当前社会规模稍大的正式组织都不可能是自组织。

“权组织+被组织”是二元社会的基本关系，社会从整体到局部皆如此。权组织是自上而下的倒树结构，结构的每个节点皆对上接受指令，对下发布指令，将无组织的无权者组织起来。

权组织内部也是被组织，自上而下，形成逐层扩大的金字塔。上级是其下级的组织者，下级被上级所组织，再去组织更下级，而无权者的被组织由权组织的基层官员具体实现。基层以上的权组织层级，除了制定决策，主要是为了管理权组织自身，使其成为贯彻权力意志、让无权元实现被组织的有效机器。而权组织的层级主要是出于权力自身沟通的需要。

权力分立的社会并非由一个权力金字塔自上而下统治，并列的权组织相互竞争制衡，但社会总体仍然是“权组织+被组织”的结构。

3. 组织与沟通

权力存在于组织，沟通是组织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活动，是组织的基础，因此也是权力的基础。本文只从这个角度讨论沟通。

沟通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无所不在、时刻发生的。当一个群体形成了常规的程序化沟通，便有了组织的性质。

如果群体中人们各自分头沟通，从排列组合看，任何一人可能与其他人（包括其他人的不同组合）发生的关系数（且不说具体内容），等于2的n-1次方减一（2n-1-1），即每增加一人，群体可发生的人际关系数约增加一倍。9人是255； 20人是524,287，为9人的2,048倍；50人约为56万亿（5.6294995e+14），为20人的一亿倍以上……因此群体达到一定规模，各自分头沟通便无法做到，必须以固定、集中、合并的程序化沟通进行简化，群体才能共同行动和相互协作。

沟通包括信息、反馈、管道三个方面，所谓的程序化沟通主要体现于管道的安排与固化上。用各种沟通管道搭建成将群体纳入其中各司其职的结构，即为组织。

权力体现于对这种管道的掌控，通过开放某些管道，堵塞另一些管道而控制沟通，既能统一决定群体的共同行动，又能分别决定群体成员的不同处境。这种沟通结构即为权组织。由权组织沟通无权者，便是无权者的被组织。

4. 权力与沟通

权力到底是什么？本文不去梳理已有的诸多理论，只从沟通角度认识权力。

设想一公司有某个被多数同事厌恶的小人，某天钻营得逞被董事会任命为总经理，尽管他一点也没变，人们立刻就得服从他。变化源于哪里？表面是总经理的职位，但职位的作用要放在沟通背景上理解。总经理是公司沟通结构上的枢纽，不管由谁担任，公司的各条信息沟通管道都交汇其上，这是由组织结构确立和保证的。

以聘任一个部门经理为例，假设流程如图1：

正常程序是：人事部门按总经理的要求选择对象，总经理批准后正式聘任；财务部门从总经理处得到给受聘者发薪的指令；财务部门并不知道公司需要什么样的人，也不必知道。哪怕总经理结党营私安插了一个马屁精，财务部门见到指令也得照发工资。而人事部门虽然清楚公司所需的人才，没有总经理同意，再合适的人也无法聘用，因为财务部门不按人事部门指令发工资。

假设人事部门通过直接沟通说服了财务部门，超越总经理聘任了更称职的部门经理。受聘者上任的部门是否接受其领导？公司其他部门又是否与其配合？一步程序的破坏如同电路“短路”，会造成诸多错乱。

退到底，就算公司各方在私下沟通后都接受了人事部门聘的部门经理，与其配合，等于全体员工共同废黜了总经理，那样即使公司内部可以运转，与公司外部的沟通也会有问题。本需通过总经理之法人地位对外衔接的组织关系、经济合同、银行贷款、供货进货等……既得不到法律认可，也得不到客户信任。

至此，各部门仍不得不服从总经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权力与沟通的关系，以及权力的“天经地义”之所在。

第2章  沟通结构

【本章提要：社会是一种沟通结构。因为直接沟通的范围有限，大型社会需由多级“沟通枢纽”架设间接沟通的结构。权力源自沟通。“沟通枢纽”对沟通的掌握即是权力。】

1. 直接沟通的限度

人类在文明前阶段结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小规模群体。那时并非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描述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群体内部以合作为主，不是因为契约意识，也非为了自由平等。人性确如霍布斯说的追求自利，但自利不意味只有相互抢夺，合作也是一种自利。群内每个个体的生命安全乃至饱暖都离不开群的合作。这一点无需演化成人才能明白。以群进行合作的关系在动物界普遍存在。这种互助群符合组织学概念的“自组织”及“自发秩序”。

然而在不同的群体之间，经常处于霍布斯描述的战争状态。专家观察到与人类血缘最近的黑猩猩群体经常伺机猎杀相邻黑猩猩群体的成员。而人类群体之间的杀戮直到近代都可看到（如台湾原住民称为“出草”的猎首，到二十世纪日治时代才彻底革绝）。每个群体都尽可能用暴力消灭或驱逐邻近的群体，为自身的繁衍壮大争得生存资源和空间。学者们普遍相信这是上古时代人类群体间的基本关系。

为什么群体内部可以合作，群体之间就相互杀戮呢？形成群的自组织机制为什么不能一直扩大，让合作随之扩大？反而当群体繁衍扩大到一定规模就要分裂，并走向竞争与敌对？在各种因素中，除了资源的限制，直接沟通的限度是另一重要因素。

以保证合作所需的群内秩序为例，首领作用是决定性的。但无论首领是以原始群的体力搏斗胜出，还是血缘群的按辈分产生，或是再后来的氏族公社推举，都需要其产生过程被群内所有成员充分了解，才能给予承认和服从；首领履行职责——指挥捕猎，维持秩序，保护领地，与其他群体作战，也要被群体成员充分知晓，才能与之配合，共同行动。更不要说一个自组织群体的成员相互了解，实现合作，也必须能够充分地直接沟通。

实现充分直接沟通的群体规模是多大？不同情况各异。十数人临时聚会聊天，要么有人插不上嘴，要么自然分伙各说各的，即是超出直接沟通的限度；全天候相处的氏族公社，即使上百人也可以彼此熟悉，充分沟通；对此，除了前面的排列组合计算，还有牛津大学人类学家邓巴（Robin Dunbar）的150定律（Rule Of 150或“邓巴数”），确定人类智力允许的社交人数是150人……不过，具体限度到底是多少，不需要追求精确的定量，承认有限即可。

一旦超出直接沟通的限度，群体内部的自发合作就会出现问题，秩序不好维持，权威难以保证，竞争也会出现，甚至发生冲突。对于没有能力在更高层次构建社会的物种，此时的解决方式就是分群，重新缩小到可以充分直接沟通的规模。

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则更加难以沟通。如果未建立共同认可的沟通结构，便会落入霍布斯的诅咒。把霍布斯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改成“一切群体对一切群体的战争”，即是早期人类的基本状态。

可以设想，对每个群体更有利的不是彼此残杀，而是群与群之间谈判协议，划分范围，形成共识和规则。各群体都可因此减少牺牲，避免流血，增加安全，不再恐惧，因此需要在群与群之间实现充分的沟通。人类建立文明，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人类群和动物群的不同，即体现于群与群之间的沟通方式。

2. 间接沟通

人类的早期社会通常是这样，超过充分直接沟通限度的血缘氏族会分化为几个氏族；几个氏族再以胞族方式形成联合体；属于共同亲族的若干胞族、氏族进一步联合成部落；再发展到部落联盟——这种发展采用了间接沟通的方法和结构。

为了绕开考据，这里不谈实际状况究竟如何，不妨借用卡罗伊（John Charles Harsanyi）提出的 “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设定一个 “原初状态”——每个人都无特定身份和既得利益，没有路径依赖，共同点是追求自身利益，拥有平等权利，同时有做出全盘判断和选择的理性。在这样的状态下，人群会怎样解决沟通与合作的问题呢？

假定一个人最多能与另外九人以直接方式实现充分沟通，当群体大于极限——如达到十七人——时，如何实现充分沟通？办法是分成两个单元，一个单元九人，一个单元八人。每个单元各推出一人作为 “沟通枢纽”，由“沟通枢纽”进行单元之间的沟通。如图2：

在这种结构中，没有任何一人的直接沟通对象超过九人。单元A的成员只与本单元另外七个成员和“枢纽A”直接沟通；单元B的成员只与本单元另外六个成员及“枢纽B”直接沟通；“枢纽B”的直接沟通对象除了本单元七个成员，再加上“枢纽A”，共八个；“枢纽A”的直接沟通对象最多，除了单元A八个成员，再加“枢纽B”共九个，正好未超限度。

此结构之所以能使所有人都不超出直接沟通限度，在于利用结构切断了单元A成员与单元B成员之间的直接沟通，通过“枢纽A”和“枢纽B”进行间接沟通。这种间接沟通无非是把几条可充分沟通的直接管道联在一起，如A7→枢纽A→枢纽B→B6中的每一段都可以充分直接沟通，理论上只要不发生阻塞，A7和B6就可以充分沟通，只是需要经由“枢纽A”和“枢纽B”两个间接环节。这对每个其他成员都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认为十七人之间能够实现充分沟通。

以同样方式扩展间接沟通的结构，可继续扩大实现充分沟通的人群规模。假设十七人群体与另一个结构相同的十七人群体联合，两个群体共有四个枢纽，这时“枢纽A”的直接沟通对象达到十一个，“枢纽B”达到十个，都超过了极限，便需要在“间接”之上再加一层“间接”。

图3把两个十七人群体分别称作“单元ⅡA”和“单元ⅡB”，各推出一个二级枢纽——“枢纽ⅡA”和“枢纽ⅡB”。假定“枢纽ⅡA”出自单元A，“枢纽ⅡB”出自单元C，单元A和单元C由原来的九人变成八人。这时“枢纽A”除了与下属七位成员和“枢纽B” 直接沟通，加上“枢纽ⅡA”，正好未超极限。枢纽B、C、D与“枢纽A”一样。“枢纽ⅡA”、“枢纽ⅡB”则除了彼此直接沟通，每人只与下属两个一级枢纽直接沟通，更没问题。理论上，只要“枢纽ⅡA”—“枢纽ⅡB”能充分沟通，两个原本已经可以充分沟通的群体（“单元ⅡA”和“单元ⅡB”）就可以通过“枢纽ⅡA”—“枢纽ⅡB”实现充分沟通。请注意这里加了“理论上”，因为现实中的沟通枢纽很可能会有意地阻塞沟通——这正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在间接沟通结构中，任何一个单元的所有成员加上该单元的沟通枢纽，组成一个“层块”（如图4所示）。“层块”是本文将会经常使用的概念。用“层块”不用“单元”称呼，是因为单元可以孤立存在，层块则必须在上下关系中存在。如图4的间接沟通结构，每个 “一级枢纽”皆一身属于两个层块——既是“一级层块”的枢纽，同时是“二级层块”的成员。“二级层块”的枢纽（二级枢纽）同时是“三（N）级层块”的成员……图中除最高的“N级枢纽”，每层的每个枢纽皆是这种双重身份。间接沟通结构就是由这种一层托一层的层块搭起。无论结构规模扩大多少，层块都是基本结构。

3. “沟通枢纽”的权力

a.合并信息处理

同一单元的成员日常所需处理的信息相当一部分是相同的。如单元B将拖延十天交货，无需单元A的九人各自对单元B的八人进行调查再得出结论，只需“枢纽B”→“枢纽A”的管道通知单元A全体成员，省却重复，降低成本。

b.协调合作

在分工社会，分工者不必彼此相识。假设单元B搞冲压，单元A搞热处理，B7冲压轮毂，B6冲压轮圈，B5冲压轮盘，都由A2电镀。A2按时按量收到待电镀的三种零件即可，至于由何人冲压，与A2无关，只需“枢纽A”和“枢纽B”掌握与协调即可。

c.指挥行动

沟通不仅指传递信息，还包括取得共识，分工配合，共同行动，因而离不开指挥。

从上述功能已经看得到权力的影子。间接沟通结构也与现实组织结构相似——“沟通枢纽”相当于掌权者，沟通结构类似权力结构。

社会分工需要互不谋面的人实现配合，首先要建立规则。没有规则，一事一议的沟通会复杂到不可思议，难以为继。规则建立了一致标准，相当于事先进行了最广泛的沟通，成为其他沟通的基础。

间接沟通结构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扩大，直至形成大型国家，同时演变为难以摸清全貌的迷宫。任何绕开或甩掉“沟通枢纽”的企图，都会让沟通结构瘫痪或混乱，使沟通无法进行，因此只有遵守规则，服从枢纽，才能实现正常沟通，实现组织的功能。其他方式的沟通很难得到呼应，甚至全无可能。当人们除了服从沟通结构的支配别无可能时，沟通便体现为“天经地义”的权力，“沟通枢纽”对沟通的掌握即是对权力的掌握。

权力的强制性主要在于对沟通的控制。前面讲过的总经理通知人事部门解雇谁，人事部门就要将谁打发走；总经理通知财务部门扣薪，财务部门也得执行。其中没有强力，却能让所有员工受到管制，包括人事部门和财务部门本身。人事部门不执行总经理决定，总经理可以让财务部门扣发薪水；而财务部门违抗指示，总经理又可以让人事部门将其解雇。层次越高的“沟通枢纽”，把握的沟通管道越多，权力越大。权力让人飞黄腾达或一败涂地，其中少有刀光剑影，大部分只是无声的规则在沟通结构中的运行。

4. 源自沟通的其他权力

虽然本文要讨论的「权民一体」只针对管理社会的公权力或政治权力，不涉及以下领域，但可以进一步印证权力与沟通的关系。

● 金钱

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金钱的沟通功能不证自明。金钱完成的沟通占据相当比例的社会沟通。金钱权力几乎无所匹敌。别说每个人的生存状况被它决定，连总统当选、国王下台它也能左右。那当然不是印钞机的魔力，而是出于钱在沟通结构中扮演的角色。钱是身份单一的枢纽，没有复杂层次，沟通简单明了；亿万“分身”遍布所有角落，因而沟通最为广泛；与人格权力比，它不带倾向，没有立场，不搀杂人的变数，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因而最易把各种力量集中在它的旗下，把触角伸进一切领域。

●媒体

媒体一词本身已经表达了其与沟通的关系。其被称为“第四权力”，往往决定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与意识，甚至能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典型的是广告，媒体作为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沟通枢纽，控制着消费者买什么，不买什么。媒体的直接权力是通过使民众“知晓”，来决定民众的态度和行为；民众态度产生的压力——往往也通过媒体传达——迫使有关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则是媒体的间接权力。

● 舆论

传统道德支配的舆论曾迫使无数人放弃个人意愿，甚至恶人也要戴上道德面具。人结成社会，以相互认可的准则为依据。道德把具体的个人依据合并为公共依据，简化为明确统一的道德命令。舆论权力正来自这里。舆论没有强力因素，不能直接进行制裁。然而从沟通角度看，舆论能决定人与其他人的沟通。不顺从舆论，就会受到他人防备和排斥，堵塞沟通，处处受挫，最终一定影响实质利益。正因如此，多数人不能不小心翼翼地防范舆论谴责，这种强制性正是来自沟通。

● 宗教

宗教组织的权力与世俗组织的权力类似。但是神职人员对宗教组织外的信众往往也能说一不二。虽然神职人员不是世俗社会沟通结构的枢纽，但他们充当信教者与神界之间的沟通枢纽。离开“枢纽”，信众就成了“迷途羔羊”；违抗“枢纽”；则会沦入“地狱”。在这方面，信众与“天国”直接沟通的困难程度，亦即对间接沟通的倚赖程度，甚至超过世俗社会对沟通枢纽的需求。僧侣对信众的权力便源自对这种沟通的掌控。

第3章  权民分离

【本章提要：本应服务于民众的间接沟通结构，利用对沟通的掌控，不容民众对其沟通，只按自身需要沟通民众，权力由此与民众分离，为当权者私有，沟通结构异化为权组织，民众成为被组织的无权者。】

1. 沟通的异化

从权力向前追溯，进入沟通领域，可以看到权与民分离并非是天然，在那里本是一体。早期人类的小规模氏族，首领出自氏族成员推举。可以相互充分沟通的氏族成员看得到权力实施的细节，随时发现不公。首领须得到多数成员认可，决策和分配要被群体接受，所作所为要征询成员同意……也即在权力沟通成员时，成员也能沟通权力，权力只是作为沟通工具履行功能。

随社会规模扩大出现间接沟通结构，氏族联合为胞族，推举负责调节氏族纠纷和主持共同活动的胞族长；胞族联合成部落，由氏族首领和胞族长推选部落头人，氏族首领和胞族长共同议事；形成的部落联盟则是由部落头人选举产生军事首领或酋长，并设议事会——人类学家描述的这种早期图景，和本文将谈的“递进自组织”颇为类似。

直到这种间接沟通结构成为日常状态，沟通枢纽便成为固定角色。当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命运越来越取决于对外战争时，有军事天赋和功绩的首领就很难再被选举罢免，日益成为被崇拜的卡里斯马（Charisma）——“魅力型权威”。在普通部落成员不能参加联盟会议的情况下，当首领告诉他们需要打仗或者需要交易时，他们无从参与意见。在部落命运越来越取决对外关系时，能替代去世老首领的，除了常年陪同其参与对外活动的首领之子，谁还有足够经验和人脉足以担起部落命运呢？于是有特权且世袭的阶层就这样脱颖而出。

当间接沟通结构上的枢纽不仅成为固定职位且被固定的人把持时，沟通结构就开始与民众分离。那些把持沟通枢纽的人会有意把间接沟通的层次和不断细化的专业分支当作藏身壁垒，制造复杂，不让民众搞懂，以切断民众对自身的沟通，不受民众制约，其上位不再通过民众，权力则用于为个人和家族谋利。

当沟通随着规模扩大和层次增加越来越复杂时，民众日益失去把握能力。不再像氏族分配猎物那般一目了然。当社会分配沿着无数环节的链条千回万转地通向金融系统、银行机构、法律体系、国际贸易、市场起落……不知哪个环节的哪个官吏躲在天书般的法典或成吨账本后面舞弊，有谁看得见，又有谁能查明？门路繁复，文牍浩瀚，叠床架屋的机构、互相虚与推诿、办一事盖上百个章的官僚程序……纵向隔层与横向机构的交错使复杂又加复杂，圈外人只能望洋兴叹。

在沟通结构与民一体时，沟通是为满足民众需要；当沟通结构与民分离后，沟通变为满足权力的需要。原本是社会工具的沟通结构成了社会主宰。沟通结构与民众的分离，根本标志就是民众失去对沟通结构进行沟通的可能，只剩权力对民众的单向沟通，即自上而下的统治。

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权力，除了政治权力，还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力。那些权力分散于不同的企业、媒体、社团。本文对权力的讨论虽然对其也适用，但不是本文重点所在。本文主要讨论覆盖整个社会的沟通结构——国家权力。

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将国家从上帝那里还原为人造的权力组织，到霍布斯、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形成契约之说，近代政治解释国家起源的主流观念一直是契约论。但除了少数国家的立宪汲取了契约论因素，历史上的国家起源如果真有契约，也是权力之间的契约，而非民众之间的契约。国家的产生与其说是为公，不如说出自当权者的私营和共谋；不是为了防止恶，而正是恶的产物；不是服务民众，而是控制民众；不是为维护和平，更是为战争和征服。

从沟通角度解释国家性质可以包容其他理论，因为不管国家以何种方式产生和运作——即使是以契约，也离不开沟通。国家产生的过程是权力与民众分离的过程，是形成权组织和被组织的过程，当民众只能被组织，而组织民众的权组织覆盖在相对固定的领土上，即成为国家，该权组织即是政府。

政府是最大的权组织，在登峰造极的专制国家，政府统治一切。即使是自由国家，其他权组织也无法与政府比肩。

2. 权力私有——沟通结构不容沟通

沟通结构本是为社会而生。社会沟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本应是民众对沟通结构的沟通。那种沟通包括了解沟通结构的运行，熟悉沟通枢纽即当权者的人格与能力，洞察其实施权力的意图；同时能对当权者进行监督，提出要求，并能串联其他社会成员对当权者表达反对乃至进行罢免。

早期氏族成员有沟通首领的能力。当社会规模扩大，出现间接沟通的层次，首领便有了利用层次切断民众对权力沟通的可能。“沟通枢纽”是有血有肉的人。人性自私的主要体现是私人占有。迄今地球上一切可分割的都被据为私有。既然离开沟通社会便不能运转，如同离开石油汽车无法开动一样，为石油不惜发动战争的人怎会不把驱动社会之车的“石油”攫为私有呢？

当权者利用间接沟通的分层作掩护的谋私还不属于权力私有，如同有人乘月黑风高到公有土地偷了玉米，土地公有并未变。使权力真正成为私有的是权与民分离，权力成为独立的一元，才使之可被私有。

权民分离的标志是沟通枢纽变成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员。沟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区别在于，沟通结构是一体的，“上”产生自“下”，不会与“下”断裂，否则无从产生；而权力结构从上向下任命，到达不需要任命也无从任命的民众时，社会就断裂为有权和无权二元。

谈到权力私有，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终身制、寡头政治、腐化堕落等。那当然是权力私有的特征，但若仅局限于此，会遮蔽权力私有的实质。因为权力私有也可以不露凶残，当权者甚至力图无私地使用权力。权力是否私有，衡量在于民众能否对其沟通。当权力进行的沟通不是按照民众意愿，而是按照当权者的意愿——即使那意愿是“为人民服务”，权力也是当权者私有，不过是用私有的权力做“好事”，而且一定只会进行有利当权者的沟通，禁止不利当权者的沟通。

权力私有也不等于终身制或世袭制。“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受民众沟通的权力，哪怕掌权一天，权力就一天归其私有，其第二天即遭罢免，也只能说从一个人的私有换成了另一个人的私有。

3. 专制在于限制沟通

专制之所以成为专制、并能做到专制，主要手段就是切断社会对权力的纵向沟通，以及控制社会内部和权力内部的横向沟通。以选举为例，专制统治者看上去并不剥夺民众投票权，不造假票，有差额候选人，也搞秘密投票……其专制从哪里来呢？即在其对沟通的限制——关键是限制竞选。

大规模人群的选举，竞选是候选人与选民沟通的唯一方式。个人的口头表达对大规模人群影响甚微。竞选需要的沟通是两种：一是借助间接沟通的结构，如政党或竞选组织；二是借助沟通媒介，如报纸电视。专制权力则禁止“非法组织”，把媒体变成“喉舌”，有“选”无“竞”，让选民只能在专制者给出的名单上选。那样的选举即使给出再多差额，也等于是专制者的任命。

专制权力防止造反的关键是控制沟通。切断民众获取其他信息的管道，只接受其单向沟通的宣传；用以言治罪镇压异议思想的传播；尽量让民众无知无识，彼此隔阂，无法形成共同舆论和联合力量。任何体制之外的沟通结构，哪怕只是规模大些的家族，亦会被视为对体制的威胁强行拆散。

专制权力对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宗教、道德、教育的控制，主要也是从沟通角度：限制或把持宗教组织，切断宗教与真正教义的沟通，变成政权控制教民的沟通；改变不利于政权沟通民众的传统道德（如以对党的忠诚取代对家族的忠诚）；把教育变成清除多元思想的洗脑等。

限制沟通不仅用于统治人民，也被用于控制权力。专制权力往往实行垂直管辖，不许下级之间横向沟通（自古下级官员相互“串联”都是大忌），也要防止下级官员在辖区形成独立的个人沟通。频繁调动军队将领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同样是为避免形成独立的沟通体系。包括不许在本籍做官的回避制度，亦是割断官员在乡土、亲族中形成的沟通网络。

“分而治之”为专制权谋惯用，就在以“分”切断沟通，才能制造隔阂，挑唆戒心或敌意，然后利用沟通枢纽的地位，使“分”的各方相互制约，只接受自己沟通，得以成为发号施令者、仲裁者、平衡者……达到“治”的目的。

保密亦是对沟通的限制。专制当权者故弄玄虚，往往是让人无法了解真实状态，让下级在云山雾罩中摸不清全局，从而受其威慑，听其摆布。

有人对邓小平六四镇压时调动几大军区部队进京感到不解。其实调那么多军区部队主要不是为了对付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而是为了在军队之间形成制衡。一个军区的部队虽然足以镇压抗议，但是同一军区无需通过中央即可自我沟通，容易串联政变。不同军区的部队则只能以中央为枢纽才可沟通。当时各军区进京部队交错部署，相互钳制，彼此摸不清对方态度和兵力，于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加上切断社会信息进入军队的管道（不许官兵看报、听收音机等），最终使军队驯服地执行了镇压命令。

在专制权力金字塔上，每个层次的当权者都用上述手法控制下级，也被其上级用同样手法所控制。他们对下级是主人，其权力按个人意志行使，也可为个人牟利，因此属于其个人私有；但是对上级，他们又是工具，其权力只能是上级意志的延伸，又非他私有。专制权力结构的每一层都有这种双重性，只有位于权力金字塔尖的最高统治者，整个权力结构都是其下级，向其负责，是社会权力的最终私有者。

千年专制权力将限制沟通的技巧发展到炉火纯青。尤其在沟通困难的超大规模社会，沟通本来就困难，限制沟通更容易。专制小国之所以政变频繁，原因之一就在于容易私下沟通。大国因为沟通不便，专制权力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坚如盘石。然而一旦陷入动乱，大国不易恢复整合，也是吃亏在沟通困难。

4. 强力源自沟通

权力让人服从，除了出自沟通程序，的确还需强力保证。一旦有人决意不服从沟通结构与程序，就得由强力出场。然而这不与权力出自沟通的结论矛盾，因为说到底，权力的强力同样产生于沟通。

个人的肌肉、单枪匹马的武功虽是强力，但只对闯荡江湖或打家劫舍有用。权力的强力是军队、警察、特务机关等，是联合起来分工配合的人，基础首先是组织。而组织就是沟通结构，明白这一点，强力与沟通的关系便已了然。

强力与沟通的关系，可以从人数少时看出，个人体力、武功的作用为主，随着人数增加，便取决于配合作战上看出。人数越多，对沟通的要求越高。沟通效率的不同会导致强力对比发生变化。如美军的战力主要体现在现代信息技术保障的各军种配合上，其任何一个单兵都可以和上空的飞机和海上的军舰保持畅通联系，调动他们的火力为自己所用。这种建立在充分沟通之上的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使其在每一个爆发战斗的具体地点总是能把多兵种火力集中在一起，实现以少制多。之所以二三百万军警就能压住十数亿乌合之众，关键也是在这里。专制政权禁止在其之外出现组织化沟通，是明白沟通能够带来对抗的力量，乃至形成强力。事实也证明，相互沟通紧密的熟人群体，实施暴力的能力总是比临时聚集的陌生人群体大得多。

强力的另一因素是武器。武器由人研发生产，由人掌控发放，由人操作使用，因此是以人的组织沟通为基础的。而专制政权对武器的垄断正是对沟通的控制，切断民众和其他力量获得武器的可能，是导致双方强力相差悬殊的关键。尤其在冷兵器时代之后，掌握什么水平的武器，决定拥有什么程度的强力。

至于维系强力的其他因素，经费、情报、技术、培训等，相当程度都与沟通有关。所以若说权力出自强力，其实等同说权力出自沟通。

5. 与职位脱离的沟通

有时出现专制权力与职位分离，随人而走的状态，如毛泽东“退居二线”或邓小平“彻底退休”，都不影响他们仍然是中国最有权力之人的事实。慈禧赵高之流，虽无名正言顺之位，也能把帝王置为傀儡。这种登峰造极的权力私有，从沟通角度不难解释：在专制社会中，多年充当权力结构核心枢纽的统治者，控制着所有关键的沟通管道。权力结构内的下级当权者多由其一手安插，对其有强烈的个人依附性。这时权力结构内的程序化沟通就被效忠个人的沟通所取代，即使其不在位，仍能把持这种沟通。可以说原本属于职位的沟通被其带走，继任者的沟通能力若无法超过其，就只好当傀儡。由此慈禧可以囚禁光绪，毛泽东能打倒刘少奇。林彪虽把陆海空三军首脑都换成自己心腹，但毛直接向下面的八大军区司令“打招呼”（绕过三军首脑直接沟通），司令们表示“听从主席指挥”（堵塞林的沟通，等于缴了其军权），林彪即使想造反也调动不了一兵一卒，最终葬身蒙古沙漠。

即使当时八大军区司令并不全都真心效忠毛，然而他们难以（也不敢）彼此直接沟通，毛分头进行沟通就使他们互相成为对方的钳制与威慑。比较毛和林的沟通能力，稳妥的押宝只能选择毛。

这种现象不仅高层有，基层也可见卸任的大小当权者阴魂不散、幕后操纵的情况，同样是倚仗在个人“辖区”经营多年形成的沟通网络。

6. 官僚掌控的沟通

权组织由官员和官僚（政务官与事务官、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组成。官僚一般作为官员的辅佐（下级官员往往也被上级官员视为官僚）。随官员职位提升，辅佐其的官僚数量增加，官僚发挥的作用便越大。原本为执行权力意志而建构的官僚机器，会利用所掌握的沟通，变成具有自身意识并能自我保护的独立机体。

二元社会类似以一个头脑管理机体上的所有细胞，官僚机器势必相当庞大，以致谁也无法弄清全貌。这使得官僚机器上的每个零件除了执行规范、完成规定动作外，别的行为都无法预期后果，任何主动性都可能导致未知后果和连锁意外，因此照章办事的教条变得至关重要。官僚不将权力机器要实行的功能作为目标，而是把机器自身的运转置于最高。尽管打破常规的主动性有时更合人情，也能把事情办得更有效，但若各个零件都有主动性，官僚机器就会分崩离析。因此官僚主义是一种对程序化沟通的坚守，是官僚机器保护自身的机制。只有如此，官僚机器才能把复杂性当作资源，而不会被复杂性毁掉自己。这使得官僚主义会像生物本能一样与权力结构形影相随。

官僚主义同时是官吏为自身牟利的手段。没人比官吏更熟悉权组织，在利用复杂性设租和寻租方面，他们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促使他们有意加强复杂化，将官僚机器造就成迷宫，且不轻易出示迷宫路线图。别说民众弄不明白，就连作为主人的当权者，往往少了仆人引领也会迷失，弄不清迷宫的犄角旮旯里藏着什么。

权力意志要通过权组织具体操作——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专制存在对内失效的可能性。只有在不损害官僚集团利益的前提下，专制者才有对权组织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专制性。只要损害官僚集团利益，官僚群体就会用拖延、扭曲、不了了之等手段，在操作中把专制者架空，使其决策无法推动和落实。这是一种物竞天择演化形成的机制。官僚之间在具体问题上有竞争，总体却是守望相扶的共同体。他们对利益得失敏感，容易形成共识，且无需串联和组织，利用现成的官僚体系就能默契地共谋。他们的利器就是在充当承上启下的沟通环节时瞒上欺下——既可以堵塞“上”和“下”对其自身的沟通，又可以堵塞“上”和“下”相互间的沟通；既能利用复杂性为自己谋私，又能把被发现和受惩治的概率降到最低。官僚之间的密切沟通所形成的庇护网络，往往使高层当权者消灭腐败的努力落入徒劳。即使看到官僚机器的问题，因为复杂性导致的牵一发动全身，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终使得官僚机器更加盘根错节。

第4章  人与正义

【本章提要：追求个人意志的满足是人的基本性质，正义则是所有社会成员对这种追求的平等节制——即不扭曲他人的个人意志。只有自组织状态下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能实现这种平等的节制。】

1. 何为正义

历史上的当权者尽管以君权神授、奉天承运为自己确立合法性，压制挑战，仍然避免不了权力争夺。对于神授说，血统最重要，让外人最少有挑战的资格。然而血缘内照样争权。同一血统，神到底把权力授予谁就变得没那么确定。这时另一种标准——正义与否就被当做合法性根据。血缘之外的人更是只能以正义为名才可取而代之。正义用天和神是解释不清的，因为谁都可以如此自我加冕。既然权力体现为统治，而统治对象是人民，正义与否就只能归结到权力给人民带来幸福还是痛苦。

这除了是逻辑，也是功利。当权力争斗势均力敌，最终胜负往往就在民众的选择。因为从沟通角度，能否沟通顺利取决于被沟通对象的配合，进而决定权力的有效性。在只有一个权力体系统治时，民众没有其他选择，看上去似乎顺从，但只要出现选择，民众作用便会立时凸显。权力除了其所把持的沟通，其实一无所有，资源和兵源都只能利用沟通取之于民。当民众有了选择，自然会向得民心的一方倾斜，使其沟通得到扩展，由弱变强，失民心一方则反之。孟子对此种功利得失算得清楚——“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正是这种民众定胜负的力量，使权力争夺者总是打出为民争权的旗号，反过来当权者也要表明自己爱民。权力对“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利用与担忧，演化成民为上的正义观。

几乎每个社会都存在民为上的正义观，然而 “民”的概念在中国比较抽象，更接近伦理。西方出于个人主义， “民”被视为个人的集合，正义观从个人出发，发展出引领西方政治理论数百年的契约论。契约论去掉统治者的天道和神授光环，将其降格为契约执行人。霍布斯指出君主的任务是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洛克进一步提出权力须经人民同意，以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为政府权力划定边界。卢梭更是提出人民主权为最高权力。在契约论中，个人是主体，是形成国家的基础，国家只是用于实现个人权利。

对契约论的批评认为其虽是有说服力的价值观和解释方法，却无法具体操作——大规模人民无论如何不可能真的相互签订和执行契约，因此契约论只能作为一种虚构的比喻。人民是一个类似政治神学的空泛概念，离不开代表者，极权主义便可以趁机以人民代表的名义登堂入室。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理论被极权主义利用还容易理解，因为他们的着眼点就是期盼透过强大政府的管控，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公意”变成极权主义的口实却非卢梭本意。作为彻底且激进的民主先驱，卢梭被极权统治者供奉于庙堂，正是因为缺少操作方法，越漂亮的理论越可被极权者当作华丽外衣。

卢梭、洛克都谈到人民可以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或祸害人民的政府（这种人民权利被写进后来的美国独立宣言），以此作为保证契约的根本手段。但同样卡在操作上。当统治者一口咬定自己代表人民时，那个宏大壮丽的人民在哪呢？如何听到他们的声音以及确认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呢？更别说人民如何才能把推翻政府的权利从伦理层面转到具体实现。因此，必须找到实实在在的正义，而非仅有契约的抽象意念，才能让极权主义从其窃取的外衣下现形。

其实只需从契约再往前追溯一步，便能在沟通的坚实地面让正义扎根。沟通和契约没有矛盾，但二者有顺序的先后。沟通在前，是形成契约的前提和基础，无契约可以有沟通，但是无沟通一定不会有契约。说契约而不说沟通是本末倒置，注定是无法操作的意象。霍布斯描述的社会契约和卢梭描述的公意都如空中楼阁，看着美妙，却不知如何形成，以及在现实中存身何处，因而成为极权者任意编造的玩物。从沟通入手却不同。沟通是不能被代表的，因为沟通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人人对其一目了然。契约的制定需要沟通，契约实现的前提也是沟通。若真能充分沟通，人民自然会成为实体，而没有相应的沟通，人民只能是空洞概念，自称的“人民代表”更不可能真实。仅此一点，便可戳穿那些想方设法限制民众沟通的专制者，暴露出其是人民公敌的面目。

如罗尔斯（John Rawls）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行”， 契约是为了实现正义。没有正义，人类不会有和平，社会也不会有安宁。正义是一切思想首要解决的题目。而从沟通入手，让契约从理念变成现实，才能让正义切实立足，实现契约理论家的理想。

明确了从沟通入手，还需继续向前追溯，找到沟通的正义基础是什么，以及达成正义的沟通应从哪里起步？在沟通起点就找到正义，才能通过沟通过程达成正义。

2. 人的基本性质

这节题目犯了“宏大叙事”之忌，却不能不谈，因为寻求正义需要针对人的本性。社会正义是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本性，平等是这种满足的前提。这又涉及什么是平等，以及如何衡量平等的实现。由权力推行平等会丧失自由，只能通过民主实现平等。而自由和民主又与人的本性分不开，因此无论如何需要回答人的本性是什么，以及如何满足的问题。

诸多关于自然法的讨论于此都有论述。对于本文，只需一个凭常识可理解的结论就够——人的基本性质即是不断追求自身更好的生活。

这虽是一句白话，其中每个词都要界定。首先什么是“更好”？不同人对好坏的判断别如天壤，但肯定没人把饥饿、寒冷或生病视为更好。在基本生存温饱尚未满足时，每一点客观条件的改善——食物增多、住房改善、安全加强——都是非常明确的更好，且有量的确定。即使人已温饱，在以物质满足为基本价值的社会，更好的含义也相当明确——国民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福利指标、就业率……“增长”就是“更好”。衡量个人的更好则是工资额、消费额、住房面积、寿命、存款数等。在物质的世界，“更好”始终从物质角度衡量。

但是人有精神世界，随着温饱满足，精神愈来愈变得广阔和有主导性。一旦进入精神世界，“更好”就失去共性，判断也变得模糊。人和人的追求各不相同。有些观点力图把这些千差万别归结到经济基础与后天实践一类客观差异，然而精神是文化发展的造物，远不是仅仅反映客观的镜子。在人的基本性质中，“生活”一词所指内容也会发生质的变化。当人的精神属性超过物质属性时，“更好”就不能单纯用物质衡量，“意义”成为更重要的来源。

这时会出现一个矛盾，当人以意义为生活目标时，会表现出超越自我的舍己和为他，人的基本性质中的“自身”二字似乎就站不住脚了。献身者、苦行者、自找苦吃的冒险家们孜孜以求的献身、苦行和险境难道是“更好”吗？那些为他人牺牲的人是为“自身”吗？虽然那种人只是少数，但哪怕只有一个人与“不断追求自身更好生活”的性质违背，就可以证伪人的基本性质。

对这个疑问，边沁（Jeremy Bentham）的“自利选择原理”和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都可解释。但是用本文使用的概念——“个人意志”解释会更符合本文的逻辑。这里避开哲学层面的讨论和定义，只在常识意义上使用意志概念——广义上，意志是人依照拥有的条件自觉地确定目标、支配行动、实现愿望的精神驱动过程。意志由判断、目标、决定（选择）组成。意志的活动过程往往先是由判断感受到不满，继而树立追求的目标，做出决定，通过行动达到目标以得到满足。采用“个人意志”的概念，可以给人的基本性质中的“更好”找到更普适的定义——“更好”即是个人意志得到满足。

不同个人意志追求的“更好”可以不同，但那“更好”会使他们的个人意志获得满足却人人相同。因而与其说人是在追求“更好”，不如直接说成是在追求个人意志的满足。当人们追求从艺术创作到总统职位或美满家庭那些各不相同的目标时，最终要得到的其实是彼此相同的精神满足。因此，“更好”的本质不在具体目标的实现，而是个人意志得到满足。

这不仅适用于人的精神追求，也适用于人的物质追求。一个人的饥饿尽管是生理感觉，却传递到他的意志中，使生理要求同步成为意志要求。吃饱即是个人意志满足，“更好”即得到实现。而当人企望拥有高级时装或豪车游艇时，更是出自意志而非生理。

引进个人意志的概念，可以把人当作能动的精神体对待，而非当作只有本能反应的生物。人的基本性质——“人不断追求自身更好的生活”，由此可描述为——“人不断追求个人意志的满足”。后面这个定义是本文所有逻辑的起点。

人的基本性质中的“自身”一词已经包含在“不断追求个人意志的满足”中，因为“个人意志”只能属于“自身”，因此人不断追求的“更好”只能是为自身“更好”。虽然对个人意志而言，“更好”并不局限于物欲满足，有时甚至要付出牺牲。但哪怕是舍己为他，从个人意志的角度来说，也是在追求其个人的满足（信仰或原则）。人同时有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两种生活都有对“更好”的追求，有时相同，有时可能不同。当理想、信仰或道德伦理一类的精神追求成为个人意志的主导部分，即成为人判断自身生存状况和树立目标的主要依据时，人对肉体“更好”的追求就会下降到从属地位。如果肉体的“更好”与精神的“更好”发生冲突，尽管他们不会把肉体痛苦或牺牲生命当作享受，但若为肉体背叛理想，放弃精神追求，却会是更大的痛苦。以个人意志的满足权衡，就可能宁愿接受肉体折磨甚至死亡，也不愿放弃精神的“更好”，去陷入心灵的苦闷与沉沦。这也就是边沁所说的：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每个人自己最清楚。“更好”的具体内容可以截然不同，献身、牺牲、痛苦都能在一定文化根基上成为“更好”，但“为自身更好”是人人相同的，且不会改变。因为“更好”的具体内容只是人的基本性质所施加的对象，“为自身更好”则是人的基本性质本身。

有了个人意志的概念，人的基本性质中的“不断”一词也就不难解释。意志是活动和变化的过程，如果不树立新的目标，过程便会失去延伸的可能。这就是人总是不满、求变、喜新厌旧的原因所在。“更好”只有在尚未实现时才是“更好”，一俟变成现实，即使“好”也没有了“更”。“更”总是在前面，因此追求“更好”便只能“不断”。这可以看出人的基本性质存在一个悖反——追求满足却又永远得不到最终满足。正是在这种悖反中，人的基本性质产生出永恒张力，把追求变为无止境的过程，成为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

动物有满足，人没有满足。曾经二者大同小异，都没有房子，不穿衣服。但是今天猪仍然是猪，吃饱了就睡，而人建立了联合国，登上了月球。不断的不满导致不断的进步，使得人类越饱暖越奔忙，越富有越贪婪，越探索越无知，越加速发展越恐惧落后。可以说，今天人类拥有的一切，归根结底都出自人的基本性质，包括剥削、专制、欺诈、相互残杀等丑恶事物，也是人的基本性质所驱动。

3. 个人意志是自身个别意志的向量和

在现实中，个人意志并未显示为完整一体，而是分别针对不同的具体事项，存在着不同的具体意志，可称「个别意志」；一个人总是同时并存许多个别意志，其个人意志是由所有个别意志合成的。那种合成不是简单的迭加，而是一种向量求和。

与只有大小的数量不一样，向量有大小又有方向。向量求和除了对大小求和，同时也对方向求和。例如某人反感警察对其进行违章罚款的个别意志，与其抱怨交通秩序混乱的个别意志，二者向量求和的结果不会是选边站，而会因为有了对方向的求和形成兼顾。虽然仍是追求自身的更好，却会得到更高视角，从就事论事的层次提升到追求较全面的「更好」。

每个人对个别意志的向量求和是可以在其头脑中自发完成的，虽然那过程不一定被其意识，也不一定显现。现实中很多情况下，当事人针对不同事项的态度显得矛盾甚至分裂，既不能清楚表达自己到底要什么，更不知道应该舍什么，完全看不出存在着向量求和。一般而言，多数人只知道自己所针对具体事项的个别意志，不知道自己的完整个人意志。但是却不等于完整的个人意志不存在。人在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无法决定舍什么，或者说因为什么都不想舍。然而人总是会知道在每件事上自己不要的是什么，那就足以进行个别意志的向量求和了。只要当其面对现实必须做出选择时，到底要什么和宁愿舍什么便会在其不要什么的迫使下变得明确起来，完成向量求和。其实那种向量求和的结果（即完整的个人意志）在此之前已经存在，只是没有变成当事者清楚的自我意识而已。

完整个人意志既然是个别意志的向量和，一定比参与求和的个别意志中性、均衡，更乐于看到多赢，因此更为理性。还因为现实事项林林总总，旧去新来，时刻变化，多变量造成的复杂性决定了当事人不可能完全预测与控制。与「无知之幕」相类似——当没人能确定自己在所有事上都会占优势，便会导致「最大化最小值规则」 (maxi-mini rule，即让处在最不利地位者最大化在该地位可能得到的利益) 的向善趋向。当然有相反情况。那种自信可以在所有事项都占优势的人（往往因为把持权力、财富或暴力），其处处霸凌或算计他人的个别意志通过向量求和，形成的个人意志从整体上也是恶的，即通常形容的「坏人」（其人性善往往只体现于诸如对自己孩子的那类个别意志上）。但因为把持权力、财富或暴力的人只能是少数，社会进步的方向最终还是由多数人的向善决定。这是后话。

明白个人意志是个别意志的向量和，就会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个人意志是不可被分割的。因为针对具体事项的个别意志在与其他个别意志进行向量求和后，会被修正、相抵、甚至舍弃，所以单独抽出某人的某个个别意志，宣称就是其个人意志，必然是不准确或偏激的。如果再扩展到以众人皆有这种个别意志，因而宣称是民众的意志，偏离就会更大。即使人们针对具体问题的确表达了那种个别意志，却不是完整的个人意志。例如单独针对私人汽车，多数人当然愿意自己的车更大更好，反对燃油提价和增加税费，但不能认为那就是民众对私人汽车的整体态度，因为人们同样希望有好的空气，安宁的环境，以及留给后代未遭毁坏的生态。将人们的所有个别意志向量求和后，结果一定会对私人汽车的发展有所节制，做出不同的选择。

因此，看待个人意志必须是在向量求和后的完整形态下，不能被向量求和前的个别意志所迷惑。尤其要防范那种对众人特定个别意志的抽取，再在民主的旗号下进行迭加，当做合法性。善意解释，那是因为迄今的民主方法只能数量求和，只有抽取针对相同问题的个别意志，才能简化为可统计的数量；从坏的方面考虑，那种为我所用的抽取很多情况下其实是对民主的故意扭曲和操纵。

4. 个人意志的边界

人是社会性的，个人意志中的大部分内容是针对人与人的关系。强调人的基本性质是追求个人意志的满足，目的不在重复人性恶的老调，而是把人的为己当作天然属性。没有这属性，社会便无规律可循，找不到构建依据。包括什么是正义也会变得茫然。因为人若是为他而不为己，其所为的他人也是为他而不为己，那种为他便是人家不需要的。而为己若是被视为恶，为他者去为为己者，就成了善对恶的付出，意义何在便成了问题。而从满足个人意志的角度，却可以同时容纳为己和为他，避免寻求正义的困惑——恶不在为己，只在损人，不损人的为己不是恶，若能在为己同时有益他人，就是善。

这就涉及到个人意志的平等和边界。对于同一个人，其个人意志针对不同事项的向量既有方向不同，也有大小之分——主次、轻重、缓急……是可以不同的。但是在人与人之间，财富权势有大小，个人意志却无大小。每个人的意志都是完整的世界，是唯一的，基本的，不可替代的，都要追求个人意志的满足。在这一点上每个个人意志都是一样，没有任何区别。这种平等可被视为天赋人权。

当人组成社会时，共处的个人意志需按照这种平等保持彼此边界，既不构成对其他个人意志的侵犯，也不遭受其他个人意志的侵犯。边界即是一种节制。所谓的平等从抽象进入现实，只有在构成相互关系时体现，个人意志的边界也只有在与他人共处中才能找到。

自由不是不受限制，人不能飞，不能不吃，不能穿墙而过，都是限制。最重要的节制是人与人之间形成边界。意志没有边界会趋向发散无序，不断分裂，从而找不到自己。而在人与人的共处中选择所要与所舍，形成彼此的边界，知道节制在哪里，才会由节制的界定形成明确的个人意志，找到自己。

自由一定有边界也需要节制，但节制应该对所有人相同，不能一些人节制，一些人放纵。在这个意义上，平等就是人人有同样的节制。节制与控制不同。控制是自上而下的，有主宰，靠强制，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自然无平等。节制是出于自我，非他者施加和强迫的自制。问题在于人们是否会自觉地节制？节制到什么程度？按照什么标准？如果有人不节制又该怎么办？平等的节制虽出于自我，却非靠自觉，而要靠机制的约束。至于机制是什么，如何建立，怎样执行，正是本文要解决的。

5. 平等的节制

所有社会成员平等的节制，前提一定是公平正义。如果不是人人平等的节制，就一定是一部分人控制另一部分人，被控制者就不会、也没有理由节制。

对平等最多的质疑，是它和自由的不相容。要对人与人的千差万别实现平等如何可能？以往从起点、机会或结果等方面解决不了真正的平等，甚至造成权力压迫，在于入手点就是错的。而若抛开千差万别，只从满足人的基本性质——即个人意志满足上寻求平等，便清楚和简单得多。

既然自由不是无限制。只要是被人认可并接受的限制，就不会认为是不自由。个人意志的满足也是如此，没人认为为所欲为才是满足（哪怕皇帝也知道无法摘下太阳当灯用）。既然不能没有节制，人们可以共同接受和认可的节制就是不去扭曲他人的意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节制，就同时保护了自己的意志不受他人意志扭曲。当人们的个人意志都不受他人意志扭曲，便是既实现了平等，又实现了自由。

全民平等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平等的节制。其他方面则既不要求平等，也不可能平等，因为不同的个人意志所追求的满足千差万别，本不该也无法用相同的尺度去衡量。那么平等的节制怎样才能建立呢？

只要置身共同体就有对个人意志的节制，也需要划分与其他成员的边界。当共同体内每个成员都接受与其他成员的边界，认可边界是公平的，愿意遵守，就是平等的节制。

在节制个人意志上寻求平等，必须保证共同体是可以充分直接沟通的范围，亦可称「经验范围」；需要经验范围内的所有个人意志共同参与。平等不是外在的规定，而是出自个人意志的自我判断。人的基本性质使得共同体每个成员总是既要扩张自身意志，又要抵制其他成员意志的扩张。人与人的边界就是在这种扩张和抵制扩张下形成的。只有在人与人能够充分直接沟通时，才能让每人都认识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公平边界在什么位置。

这种边界不是恒定的，需时刻调整。因为共同体是活的，针对多种变化和选项的公平边界也需是活的才能保持公平。个人意志在此过程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做为目的，个人意志知道什么是自己所求的满足；作为手段，唯有共同体内所有个人意志的相互沟通和随时调整能掌握这种动态。

仅靠每个成员的自觉建立这种平等节制当然过于理想化，也不能靠外来的控制，而是经验范围内产生一种自生自发的制约：如果有成员试图超越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平等节制，侵犯或扭曲他人意志，其他成员便会对其采取分头抵制或联合杯葛、直至将其逐出共同体的惩罚（充分直接沟通的协商会使采取的措施和分寸恰到好处）。人加入共同体是因为可以从中得到利益或满足。没人能孤立地存在，当其遭遇的反制对其自身的不利大于其从越界得到的好处时，理性便会使其回到合适位置。

契约论让每人交出权利，委托给主权者，以避免纷争。其实应该相反，不是交出权利，而是所有人始终牢牢把握自己的权利，通过充分沟通以在人人追求个人意志满足的互动中构建平等的节制，才能真正消除纷争。

至此只说到经验范围内实现平等的节制可以通过自然状态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达成。但是对社会而言，更需要解决的是在大范围乃至全社会实现平等的节制。具体用什么方法，将在有关递进自组织的章节谈。

6. 正义是所有个人意志的向量和

表面上，个人意志的平等可以体现在数量相等上，如表决的一人一票。但是世间本无一模一样的个人意志，每人对事物都有不同看法，理论上可能指向360°球面的任何方向，而非只有表决的yes/no两个方向。因此，始终需要将个人意志与向量属性捆绑在一起，把不同个人之间通过充分直接沟通寻求平等的合作与节制视为向量求和的过程，达成的结果便是不同个人意志的向量和。

三百年前牛顿提出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仍能最直观地说明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下图的箭头线段表示向量，长度代表大小，箭头表示方向。从天赋人权的角度，个人意志的大小是一样的，只是方向不同。先以两人的个人意志向量求和为例，两条长度相同、方向不同的线段，其向量和为二者所构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对角线的长度为向量和的大小，箭头所指为向量和的方向。

向量和当然也是向量。两向量的夹角（即分歧）越大（图5），向量和越小；夹角越小（图6），向量和越大。

向量求和的价值在于二者不管分歧多大，哪怕是179°，也构成平行四边形，尽管能得到向量和非常小（图7是比例不准确的示意）；而二者不管分歧多小，哪怕只有1°，同样构成平行四边形，且向量和就在1°的中间（图8）——只要是按平行四边形法则求出的向量和，永远是在两个向量的中间位置，即通常所说的折中。

平行四边形只是比喻。但是在「无知之幕」下，双方考虑互换位置的可能，不以损害对方而以奉行「最大化最小值规则」的方式追求满足，被双方共同当作最好结果达成的求和，因此的确会像精确的对角线那样恰好公平，既是双方的合作所在，又是平等的节制所在。

进一步考虑多个向量的相互求和，只需按照同样方式扩展：让两个向量求出的和（亦为向量）与第三个向量构成平行四边形，对角线便是三个向量的和，再与第四个向量构成平行四边形，对角线是四个向量的和……直至求出所有向量的和。

现实当然不会如此机械，一个群体总是在交叉地相互沟通与求和。而多个向量同时求和，前提是所有参与者都能充分直接沟通，既能准确地表达自身个人意志又能准确地了解其他参与求和的个人意志，才能在互动中不断趋近平行四边形对角线。

正义存在于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不是居高临下的道德信条，是对所有人形成“平等的节制”。在群体关系中，能够持久让个人意志满足的不是自己占了他人便宜（那会造成他人不满而不利自身），而是大家都不占便宜，每人得到不多也不少的份额，做出不多也不少的让步。只有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才能找到并动态跟随这种精确位置，并被所有参与求和者认可（或是在群体的制约关系中不得不认可）。因此可以说，对于共同体而言，正义即是共同体内所有个人意志的向量之和。对整个社会而言，正义即是所有社会成员个人意志的向量之和。

从「无知之幕」回到现实，向量之和不一定让群体内每个成员都满意。一是在没有形成「向量文化」前，总是会有人力图占便宜，比别人得到更多；二是向量求和将矫正历史的不公，消除以往通过损人而固化的利己，多占的利益被减少者因此会不满，可能造成僵局或冲突，使公平界限和平等节制无法达成。

解决方法是开放自由流动，不接受向量和的成员可以离开共同体，用脚投票，或自己另组、或参加对其更合适的共同体。这类似美国乡镇自治的理念。同时要看到生活是复杂的，即使能自由选择，人也面临诸多羁绊，需权衡取舍，绝非一走了之那么简单。在开放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虽不满仍留下，说明权衡结果是留下比离开对自己更有利，因此是其相对的满意。在不可能随心所欲的世界中，满意只能是相对的，因此只要是在自由状况下做出的选择，就是个人意志的满足。

同时，如果某些成员离去会对共同体整体利益造成较大损失（如带走资本），共同体内其他成员是能够认识到的，从而在向量求和过程中做出权衡，对历史不公的矫正保持在不使那些成员离开的幅度。经验范围内充分直接沟通的互动总是可以恰到好处地找到维系共同体最佳利益的平衡点，同时却不会停止矫正不公，继续以渐进的节奏走向公平正义。

第5章  社会意志

【本章提要：社会意志是所有社会成员个人意志的向量和。社会的基本性质是追求社会意志的满足。但迄今尚无社会意志实现向量求和的结构，只有权力意志主导的数量求和结构。社会意志因此总是被权力意志扭曲。】

1. 什么是社会意志

社会被划分为各种阶段、类型、模式与形态……细想是什么呢？归根结底是所有社会成员具体活动的集合。思想，研究，战争，生产，经商，民族形成，国家建立，朝代更迭……基本元素都是具体个人所做的具体事和发生的具体关系。一个奴隶当着奴隶主的面好好干活，奴隶主一转身就怠工，再偷吃一个马铃薯；另一个奴隶不光不偷懒，还向奴隶主举报第一个奴隶怠工，将其偷吃一个马铃薯说成五个；第三个奴隶暗地里做起义准备，宁愿牺牲生命。他们对社会发展都起作用。奴隶起义可能被历史书写；无言的怠工对奴隶制解体可能作用更大；巴结者虽卑琐，却使奴隶主认识到施恩比施暴更有效，影响权力决策乃至制度调整……滴水成大海，亿万局部的微小动力，最终汇成总体状况。

社会的所有个人行动汇成社会发展，策动每人行动的个人意志之向量和就是社会意志。

前面的论证对社会意志皆适用，区别只在人群规模的大小。迄今没有对社会意志进行向量求和的结构，但并不等于社会意志不存在。如同不去数一个篮子里的n个鸡蛋，篮子里的鸡蛋数也是n一样；十万只蚂蚁各按自己的方向搬运一个物体，即使难以计算十万个微小分力的合力，合力也照样形成并最终决定物体的运动状态。社会意志就是这样一个最终的向量和。与其比较接近的概念是所谓的“民心”。 当社会多数个人意志在某方面趋向一致，如图9 的A，与之分歧的意志较小（B），社会意志（对角线）的方向与大小近似地等于A。A也就是一般而言的“民心”。

「民心」其实和「社会意志」一样，都无实体，却没有人说「民心」不存在。史上通篇可见「民心」二字，古往今来无人敢小看。社会意志比民心更精确，近似民心，又不相同。其实更能说明社会意志性质的，并非是其与「民心」（「大多数」）的相近，而是任何少数——哪怕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也会被求和于其中，对社会意志产生作用。尽管作用可能非常微小，但就如一只苍蝇落上大桥，理论力学也要承认能使大桥产生变形一样。社会意志既然是全部个人意志的向量和，每个个人意志就都有相应作用，不分「进步」、「反动」、「左派」、「右派」、「压迫者」、「被压迫者」，一概兼容并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总处在折中位置，社会意志也一定是「综合」的结果。其大小和方向接近于哪一边，并非是因为有自身倾向，而是向量求和的结果。如果说民主更重要的不在体现多数，而在体现少数，社会意志便是最充分地体现这种民主，即使其中一方有压倒优势，社会意志也不会与那一方完全一致，一定会把另一方按应得的份额综合进自身。不是仅出于「有限多数」的理念用法律消极地保护少数，而是其向量求和的过程对少数必然给予的精确体现。

2. 社会意志与“公意”的区别

社会意志可能会被当成「公意」（general will）的另一种说法，二者确有相似之处，但是本文却是要区分二者、澄清二者的区别。

卢梭使用「公意」一词，是与其另一个概念——「众意」相对的：「公意与众意之间经常总是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也就是说公意是扣除众意相异部分（即人们的不同意见）后的共同部分。公意认为假若每人皆能无私地行事，公意就是所有人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社会意志并非是卢梭所说的公意，反而与众意更接近。

之所以卢梭要从众意中剥离出公意，正是因为没有考虑向量求和，只考虑数量求和的结果——个人意志的相异部分是无法进行数量求和的，只能对相同部分进行数量求和。但是严格讲，不同人的意志不会有完全相同的部分，哪怕是自由、平等、公正一类看上去没有任何疑义的原则，进入实际层面后也会马上分歧为千差万别的理解和标准，更不要说对具体事物和决策的看法。若是去掉个人意志中的私利部分，能进行数量求和的公共部分便不会剩下多少实在内容。而那些空洞原则却会成为打着公意旗号进行奴役的理由。

社会意志与「公意」的区别，在于社会意志是要吸纳所有人的不同意见，让人与人的共同意见与不同意见同时起作用。它不像公意那样要排除私人利益，反而是把私人利益当作形成社会意志的基本元素，每人都要从私人利益出发，再从所有的私人利益中求和出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社会意志的基础是个人主义的而非「公意」所要求的集体主义。

社会意志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在于是对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至于如何实现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正是本文要解决的。

3. 社会意志是“正确”本身

一个社会怎么样，评价标准是什么？怎样算发展良好，怎样又是受到阻碍？是否有一个可以进行客观判断的衡量标准，亦或仅仅是各执一词的主观判断？

国民生产总值、犯罪率、恩格尔系数、平均寿命、文盲比例一类评价指标，可以定量却过于狭窄，难以反映总体状况。另一类定性的评价，好或糟、进步或落后、富裕或贫穷、发达欠发达等，又很模糊，结论也随立场相距甚远。

“评价”属于意志范畴，即使是客观指标也是由意志选定和建立的。社会既是个人之和，对社会状况的评价就应产生于社会成员的个人意志之和——即社会意志。

实现主义、增长经济或发展文化都是手段或结果，不是人结合成社会的目的。人的目的只是求自身生活更好——即个人意志的满足。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基本性质之和，构成社会的基本性质——追求社会意志的满足。

意志的组成包括进行判断、确立目标、做出决定。尽管不一定全都条理清晰，但是遑论自觉不自觉，三个部分都少不了。对于个人意志，“判断”包括是否满意自身状况，不满的根源在哪？如何造成、能否克服等；“目标”包括想得到什么，怎样的生存状况是其所求，最低愿望，最高理想，眼前利益，长远规划等；“决定”包括如何实现目标，计划安排，行动步骤，根据愿望与现实的差距所做的调整与妥协等。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时刻在进行判断，树立目标，做出决定，哪怕明天去山上砍一捆柴到市场换回一包盐，也已包括意志的这三个部分。

社会意志同样有这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可以视为社会所有个人意志相应部分的向量和。一个社会的状况究竟怎么样，根本评价在于社会意志的判断，即社会所有成员对自身生存状况判断的向量和。社会意志满意，状况就好，不满意，则不好。每个社会成员如同在其所处之局部安置的“测点”，所有“测点”组成反映社会状况的“监测系统”。这种社会意志对社会状况的把握，可以说全面到无一遗漏的程度。

以经济为例。经济行为由人推动，经济结果由人承担，经济关系由人构成。社会成员分布于经济的每个局部，既是 “测点”，又是所处局部的经济状况本身。每人对与己有关的经济任意微小的变化都有明晰且定量的意识——上午农贸市场的菜价涨了五角钱，或买来盖鸡窝的砖质量下降，碎了八块，还有六块有变形……构成个人意志对于经济状况的判断。把全体社会成员的判断求和在一起，所有那些不起眼的几分钱、几块砖累积起来，就成了整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其判断的完整与准确，是世间任何调查、统计、经济理论、数学模型或计算机网络都无法相比的。

哈耶克反对整体秩序，其强调的“必然无知”对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是成立的，但是唯有对社会意志不成立。社会意志对所有“测点”进行求和而成为全知，对所有局部进行求和而成为全局。社会意志不仅是正义，而且是正确。

可以这样看向量求和与数量求和的区别：如警察管制会使人不满，进行数量求和，不满的绝对值总是很大，似乎处处抱怨警察；然而进行向量求和却可能不会求和为社会意志的不满。因为作为向量，不同人不满的方向不同——罪犯可能不满法律过严，把他判重了；受害者可能不满法律太宽，把罪犯判轻了，而两种不满会被向量求和折中。虽然这是简单化比喻，现实要复杂得多，但向量求和的本质就是折中。警察管制符合社会利益，一定会被社会意志接受。如果抱怨警察滥权的合向量更大，说明警察一定超越了维护秩序的职能，成了压迫力量。

既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是为满足社会意志，社会意志不满的就该改变；社会意志希望的就该成为目标。结论是——最好的社会状况是社会意志得到充分体现，最好的社会制度是能让社会意志始终得到体现。

4. 数量求和结构

个人意志是实在的，它承载于人的肉体。社会意志却非实体，如同没有加号和等号，数之间的“和”不能说不存在，却只是隐性存在，社会意志也需要有求和结构的承载才能体现。

前面说过，如果人群规模小，群体成员可进行充分的直接沟通，每个个人意志都能作为向量相互作用，得出的向量之和是彼此经过说服、理解而达成的妥协——即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然而超出直接沟通限度的大规模人群，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就变得困难。可以说，人类从未有过对大规模社会进行个人意志向量求和的结构，且是否需要这样的求和结构，也未被当作问题提出过。

事实上，有社会就有求和。社会本身就是所有社会成员“相加”在一起，不仅有人的相加、物的相加，也一定有意志的相加。所以，社会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求和结构。无论社会是否明确地设计了个人意志求和的功能，其运转也会产生相应的结果。不过权民分离的社会是“数量求和结构”，不能进行向量求和。

数量求和结构大体可根据求和方向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分成两类。前者是专制制度，以统治者的意志为准，自上而下统一意志，把不同个人意志的向量分歧强制缩小为零，在“一元化领导”下，不容异端地相加成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群众运动等同质的数量；后者是代议民主制度，自下而上地公决或选举，给了社会成员说“不”的权利，但仍然是把本来无限丰富取向的个人意志限定于一正一负两种取向，求和成“是”或“否”、“赞成”或“反对”两种对立的数量。

事事公决的社会是无法存在的。即使再搞民主，多数日常决策也得出自当权者。代议制的民主主要体现于几年一次对当权者的选举，平时仍是由权力自上而下进行数量求和。

真正的民主应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参与决策过程并能发挥自己的影响，这与对个人意志进行向量求和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如何操作？让每个社会成员对决策轮流发表意见，规模稍大的群体便安排不了时间；让每人把意见写成文字，就算都能写，该如何分类？如何统计？谁来裁定？最后又如何归纳为兼顾的方案？即使最终能达成方案，早已事过境迁……从操作上，最方便的就是表决。

表决离不开两种简化，一是事先提出方案；二是将选择限定为“是”或“否”。第一种简化把多向度的个人意志纳入同一框架；第二种简化使之可进行统计。加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便成为至今大规模社会的主要民主方法。这使成本降低，容易操作了，但也脱离了向量求和，变为数量求和。

在社会契约论中，预先提供表决方案的人是卢梭所说的立法者。卢梭坚持立法者本身并无权力，只是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议，充当指导者，只有人民自己才有权设立法律。然而从操作上，所谓人民设立法律，顶多是对立法者提出的方案进行表决（现代的“公民创制”也是先有提案再争取附议），相当于在表决前已由立法者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数量求和，成为立法者的“笼中鸟”。而在表决后，人民便又回到权力统治下。主导者始终是权力意志而非社会意志。

数量求和是二元社会的权力对社会实施沟通的基本方式，权力意志是“数量求和结构”的核心与灵魂。在专制程度高的社会，权力意志极大程度可被视为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或小集团意志，而官僚化社会的权力意志则更多体现为官僚集团的意志。“数量求和结构”只能围绕权力意志运转，权力意志也只有借助这种结构才能进行统治。

5. 数量求和结构中的社会意志

在权力意志主导的数量求和结构中，社会意志也非全然不能呈现。这是因为社会意志的三个组成部分——判断、目标和决定，在数量求和结构中有不同的存在方式。

社会意志的判断可以自发形成

在追求个人意志的满足上，不同的个人意志是一致的。个人意志的满足程度和追求过程的满意与否可被视为同质的量。甲挨了一棍子，知道疼；乙赚了两块钱，心欢喜。一棍子和两块钱是不同的向量，缺乏数量可比性，不能在“数量求和结构”中求和。但是挨打不满意，赚钱满意，在满意与否上就有了共性，可以进行数量求和。全社会个人意志满意与否的求和就是社会意志的判断。

“数量求和结构”是二元的，一般需要“上”对“下”的操作才能求和，但是社会意志满意与否的判断却不需要借助“上”才能求和。因为既然社会本身就是人与人沟通的网络，不管沟通网络被限定在什么功能上，个人意志的判断——满意还是不满意——都可以通过那些经济的、政治的、亲友的管道与网络汇集在一起，在完成其社会功能的同时，自发地相互求和，形成社会意志满意与否的判断。

这是社会意志唯一可在任何社会形态下自发求和的部分，看似只是最简单的部分，却让社会意志获得某种决定力。因为社会成员的满意与否不会仅停留于判断，一定会影响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那些行为同样无需依赖专门的求和结构，凭借日常生活的沟通网络叠加为谣言、舆论、民心和压力，形成社会稳定或动荡的倾向，以及叛乱滋生的土壤或星火燎原的干柴。这是社会意志的重要特点。正因于此，社会意志才具即使在权力意志统治下最终仍能得到体现的主动性。

社会意志的目标取决于权力意志“吻合”

个人意志在生活中有各种具体目标，如把住房从两间扩大到三间，提高一级工资，惩罚某个贪官等。不同的目标没有共性，因此不能在「数量求和结构」中求和，无法像个人意志的判断那样利用日常沟通的网络自发求和。社会意志的目标需要通过向量求和才能显现，那是把不同个人的具体目标综合在一起的过程，最终形成社会的整体目标。

很多情况下，人们各自追求个体目标，不一定需要求和为社会的目标。但是个体目标的一些内容需要同时确立为社会整体的目标才可能实现，例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另外，诸如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如何协调，战争与和平怎样选择，实施法治，铲除腐败……具体到老弱病残如何赡养，生育是否节制，贫穷如何救济，同性恋能否结婚……都得先被确立为社会目标后才有推动和实现的可能。社会意志的目标需要所有成员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形成。如果社会没有向量求和的结构，社会意志的目标虽然存在，却不能呈现，是「隐性」的。

在权民分离的社会，能显现的社会目标是由权力意志通过纲领、计划、法律、政策等确立的。那不是社会意志的目标，而是权力意志的目标。但权力尽管与民众分离，倒也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对立。作为社会治理者，权力意志有时会主动地体察、总结和追随社会意志，如「为民做主」、「替天行道」、「访贫问苦」、「民意调研」等。尤其是以革命、政变或竞选上台执政的新权力，不管其真实动机是什么，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依据社会意志树立目标。哪怕只是为了统治需要或危机倒逼，只要权力意志确立的社会目标与社会意志的目标有「吻合」，社会意志的目标就会相应地得到体现。如果权力意志没有「吻合」，社会意志的目标就只能是「隐性」的，得不到体现。

数量求和结构中的社会意志无法形成决定，决定只能出自权力意志

一方面，个人决定导致的个人行动最终汇合成社会行动；另一方面，社会作为整体并非都是自发的个人行动，还需要整体协调与配合，因此离不开整体性决定。

决定与目标不一样，决定不可能是隐性的。数量求和结构不提供社会意志以向量方式形成决定的可能，整体性的社会决定只能出自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是通过决定体现的。通过决定控制社会的运转，正是权力意志的力量所在。

既然迄今还未出现对个人意志进行向量求和的结构，社会意志的目标便不能成为显性的，社会意志也不能形成决定，然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运转，不能没有目标，更不可不做决定，因此，权力意志是不可缺少的。

6. 社会意志的扭曲

人不断追求个人意志的满足，一定有尚未达到满足之时，否则就不会追求。如果社会多数个人意志正好都未达到满足，作为向量和的社会意志也会处于不满足的状态。事实上，跟满足状态相比，无论是个人意志还是社会意志，不满足的状态更多。因为满足状态是暂时的，达到满足就会有新的目标，开始新的追求，便进入新的不满足。

不满足未必是不满意。满足是意志的目标，达到目标才会满足；满意则是意志的判断，取决于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是否受阻。如果没有受阻，即使尚未达到目标（即未满足），也可以是满意的。

那么什么是受阻呢？不受阻不意味一蹴而就实现目标。如同人们完全清楚、也会接受房屋不可能一天盖成，只要每天正常劳作，按计划实现正常进度，就是没有受阻。受阻是指在正常盖房外的干扰，如僵化法规的限制，政府强拆，官员寻租等。在权民分离的二元结构中，权力意志总是不可避免与社会意志脱离，不能与社会意志的目标「吻合」，也不能做出有利于社会意志满足的决定，反而经常对社会意志束缚和扭曲，使社会意志追求满足的过程受阻，社会意志的判断就会不满意。

何况还有权力的腐蚀。「人的基本性质」使当权者追求自身个人意志的满足，权力缺乏制约就免不了谋私和恣意妄为。权力意志与社会意志的脱离因此成为常态，二者的「吻合」是相对与偶然，不「吻合」是绝对与必然。

权力意志与社会意志的主要关联在决定部分。不牵扯决定，二者的判断部分和目标部分各自独立，不一致也互不影响。但因为社会意志在数量求和结构中无法形成决定，社会只能按照权力意志的决定运转，当与社会意志脱离的权力意志迫使社会意志服从其决定，去实现权力意志的目标而偏离社会意志的目标时，二者的不一致就会显现出来。

按照天赋人权，有权者的个人意志与无权者的个人意志大小一样。但无权者的人数多得多，因此权力意志B（所有有权者的个人意志之向量和）即使与无权者的个人意志之向量和A不一致，社会意志也如图10的（A+B），方向与大小都靠近A。

然而由于权力掌握沟通，所作的决定具有强制力，无权者出于对生存和安全的考量，不得不在与权力意志的决定相关的方面，扭曲自身意志，服从权力意志，从而使权力意志从B扩大为图11的B2，无权者的意志则从A缩小到了A2。A2与B2的向量和为（A2+B2）——相当于权力意志与无权者意志博弈后的社会实际走向。

（A2+B2）便是权力意志对社会意志（A+B）的扭曲，二者形成的角度可视为社会意志的扭曲度（图12）。

在权民分离的二元社会，只有当权力意志的目标与社会意志的目标恰好吻合，社会意志才能在服从权力意志的决定中实现自身目标，得到满意的判断。然而权力意志与社会意志的脱离既是必然，社会意志便会经常被扭曲，因而也经常不满意——这是二元社会的基本状态。

第6章  权力调整与更新

【本章提要：被扭曲的社会意志或是通过对权力意志施加压力迫使权力进行调整，或是通过支持革命以强力更新权力，由新权力体现社会意志。这使得社会意志在总体上决定社会发展走向，然而无论压力调整还是强力更新都存在滞后。】

1. 囚徒困境

卢梭设想，当权力背离人民时，“由法律保障人民定期集会，终止一切现有的行政权，让权力回到人民手中”。然而什么地方可以装得下一个国家的人民集会？而“权力回到人民手中”的人民之手又是什么？如果开会都难，何谈推翻政权？当年美国宪法给民众持枪权也许是出于让人民有能力推翻政权，但是民众的枪与今日国家的武器已完全无法匹敌，何况多数国家禁止民众持枪，甚至在某些国家买菜刀都要求实名。

从契约论的角度，人民推翻不履行契约的政府应是契约组成部分。其实无需用武器，只要人民共同拒绝服从，政权立刻就会垮台。问题在于人民如何做到共同不服从？那不是靠登高一呼或小道谣传可以做到，需要有能够覆盖全体人民的沟通结构，才能让人民协同行动。而政权恰是唯一能覆盖全体人民的沟通结构，它怎么会去协同人民推翻自己？人民推翻政权的权利因此只是契约论的一种道义表达。

有人认为今日的互联网提供了沟通民众的手段。的确，互联网的沟通能力前所未有。专制政权搭建防火长城就是惧怕其沟通民众。但即使能突破封锁，实现了民众的沟通，哪怕人人认为政权该被推翻，也明白同时拒绝服从政权立刻会垮，多数人还是会旁观，希望由他人推翻政权，自己搭便车。

所谓的纳什均衡，是指博弈局中的每个当事人选用的策略都能保证自身状况不会因其他当事人改变策略变得更坏。典型案例是所谓的“囚徒困境”——两个罪犯都不供认犯罪便只能被轻判。但二人被隔离审问，警方允诺一个供认而另一个不供认时，供认者释放，不供认者重判。二人在无法沟通的状况下都会担心对方供认使自己遭重判；若对方不供认，自己供认了则会被释放；即使对方也供认，自己供认至少免被重判。于是二人都会选择供认，结果共同得到次重判决。比起二人都不供认的轻判，次重判决显然不利，却是个人理性的精心选择后形成的集体非理性。这种纳什均衡的结果是共同受损。

合作的前提在于沟通，能打破囚徒困境的沟通须非常充分。两个囚犯哪怕刚刚定完攻守同盟，一旦被隔离两处，也会重复上述选择，因为他们谁也没有把握对方不会一转身就叛变。这要求沟通须达到两人能互相盯着对方同时进行表达的紧密程度，才可放心地都不供认，实现共同得益的集体理性。由此看到沟通充分与否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推翻政权成功，搭便车者一样享受成果，却不必付出代价；推翻政权失败，搭便车者则能避免惩罚。因此无论其他人怎么做，搭便车者的状况都不会更差，是在不能充分沟通状态下的最优策略。当这种状况不断趋向纳什均衡，搭便车的人越多，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越小，参与者支付的成本越高，失败受到的惩罚越重，最终会使所有人都放弃参与，推翻政权的人民起义就不会发生。

现实中搭便车的现象比比皆是，是对各种集体行动和公共事务（如维权、环保、卫生等）主要的瓦解因素。规模有限的熟人圈子之所以容易发动并坚持群体抗争，原因就在于沟通充分，搭便车会被发现和受到谴责，积极参与者则会得到赞扬与奖励，搭便车从而不再是最优策略。

期望通过重复博弈改变搭便车的状况，前提需要参与者的行为能被他人了解和记住，以在下轮博弈做出回应，从而形成约束和激励。但群体规模过大则同样会失效。生活中可看到村内小店要讲信用，否则会在重复博弈中受到村民杯葛。但是旅游景点的商家对众多游客每人宰一次就够，不在乎回头客，就形不成重复博弈。

比搭便车更具破坏性的是“违约优势”。在普遍遵守契约的环境中，不守契约往往会在竞争中占上风，其得到的好处正是守约者所失。无法充分沟通的群体不能有效约束违约者，竞争便会促使违约者不断增加，最终导致契约解体。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立足的原理——个人追求一己利益会自然促进社会利益，被这种纳什均衡颠覆。

霍布斯推崇利维坦，也是需要一个能沟通整个社会的强大政府，看管所有人不得违约，避免出现囚徒困境。这就进入一个怪圈——被赋予推翻违背契约政府之权利的人民，需要政府的看管才能遵守社会契约，也就排除了契约论给予人民推翻政府的权力。而政府不但不像霍布斯期待的那样单纯和中立，反会有意利用其对沟通的控制，充当囚徒困境中的警察，切断人民的沟通，制造猜忌，诱导背叛，让人民只能按照权力的沟通行事。

造成囚徒困境的关键是沟通。切断囚徒沟通的是警察，而切断人民沟通的，站在前面的是政权，站在后面的是规模。规模造成的无法沟通相当于天然隔离了人民的警察，使人民成为规模的囚徒。解决囚徒困境首先要解决大规模沟通的问题，其次才是解决政权的问题，因为政权切断人民沟通归根结底也是利用规模。

2. 社会意志的反扭力

以往历史一直没有产生打破大规模社会之囚徒困境的方法，民众始终被规模分隔，既然社会意志的体现全靠权力意志与之“吻合”。权力决定一切似乎不言而喻。然而若权力意志果真是绝对主宰，就免不了与社会意志“剪刀差”式地越走越远，不会回头。事实却是权力意志虽然不断脱离社会意志，却总会与之再度“吻合”。其中是否存在必然性？是否即使在囚徒困境中，社会意志也能对权力意志有一种制约，可以把力图为所欲为的权力意志不断拉回到“吻合”呢 ？

首先，当个人意志受到扭曲，便会本能地不满意，产生反抗冲动。尽管有时可能被压抑，甚至不被自身所意识，实际却在一刻不停地寻求突破，为消除扭曲提供行动力，若始终得不到释放，甚至可能导致盲目的爆发。那种对抗扭曲、力图消除扭曲的力可称作“反扭力”。方向与所受扭曲的方向相反，大小与所受扭曲的大小成正比。 反扭力是能被感知的。只要是被强迫做的事，人就没有积极性，怠工、不负责、拆台、刁难、幸灾乐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无论是在什么社会结构中，这种反扭力都可存在且发自社会的每个“细胞”，传递于社会的每条“神经”和“血脉”，导致千千万万的个人力图消除所受的扭曲，去言说、上访、对抗、不合作、参加革命或要求民主……

不同的个人意志所受到的具体扭曲可能千差万别，但是力图消除扭曲的反扭力是同质的——体现为对权力的不满和否定，因此便可在数量求和结构中，借助日常社会网络求和成社会总体的反扭力。如社会意志自发地在数量求和结构中形成满意与否的判断那样。

社会意志反扭力求和而成总体，构成对权力的压力。权力面对这种反扭力，会感受统治和管理受阻，或是社会处于离心状态，难以推动。权力意志对社会意志的扭曲越大，反扭力也随之增大，权力感到的压力也越大，以致不得不自我调整，减小对社会意志的扭曲。二者之间这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是约束权力意志终将自觉或被迫地与社会意志“吻合”的关键所在。

3. 压力调整

一般来讲，社会意志的反扭力在达到极限前，对权力始终是压力状态，超过极限才可能爆发为强力。强力是特殊情况，压力则是日常状态，时刻都在或大或小地发生作用。

压力本质上是社会对权力实施的沟通进行抵制，导致社会紧张。压力根据不同的社会形态、历史条件、权力集团的态度与能力而变化，除了造成权力体系指挥不灵， 也会因为社会活力下降，内耗增加，影响社会财富增殖和运行效率，对权力集团自身利益与目标造成损失，甚至动摇权力统治。因此明智的当权者不会铁了心与社会意志对抗，一条道走到黑的偏执也与统治的基本原理不容。相对明智的当权者会辨察来自社会意志的压力，调整权力意志与社会意志“吻合”，从而减小社会意志扭曲，缓解所受的压力。有些王朝维持数百年未遭强力改朝换代，正是权力意志在社会意志压力下不断调整，缓解社会意志扭曲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调整，一味脱离社会意志，再强大的权力也不可能一直维持。

权力意志与社会意志的“吻合”有的是出自权力集团的派别斗争。在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权斗中，争权者为了战胜对手，往往打起“为民”旗号，扮演社会意志的代言人。他们有意利用社会意志的压力，把人心向背当作权斗武器。尤其是权力集团的新生代，更是需要以此弥补自身弱势，虽然他们内心深处并非真有人民的位置。

权力集团内部层出不穷的“改革派”、“保守派”、“温和派”、“强硬派”，表面看只是政见不同，或是出于野心的争斗，与社会意志无关，但是细究一下，为什么他们要打“为民”的旗号？为什么把人心向背当作武器？归根结底是社会意志的压力在起作用。迎合了社会意志的当权人物，的确也常常在权力集团内部的你上我下中成为赢家。

即使不是出于权斗，仅出于当权者为了自身利益——诸如政权稳定、流传功名，或是职责感和功名心等——去迎合社会意志，也等于是受到社会意志的制约。

社会意志形成对权力的压力，不需要专门结构，也不需要组织，通过完成其他社会功能——经济的、生活的或社会交往的——网络和管道就能传递与汇合，作用于社会各个层面。这种特点使得社会意志利用压力远比使用强力安全、方便、收发自如，因此成为社会意志制约权力意志的主要方式，持久地作用于权力。

4. 强力更新

专制权力属于当权者私有，权力意志是否自我调整依赖当权者的明智。如果其昏聩或被佞臣包围，甚至可能感受不到社会意志的压力存在，或是宁愿镇压也不让步，那时不断积累的压力就可能逐步演化成强力，以更新权力的方式使社会意志得到体现。

首先社会意志的反扭力会促使人们寻找并发展权力之外的沟通。产生体现社会不满和要求变革的思想，为社会意志树立目标。那种思想通过权力结构外的其他沟通结构传播，如沙龙、读书社、传法布道、地下出版等，也可利用手机、互联网、卫星电视……人们对那些思想产生兴趣，甚至不畏镇压形成体制外的传播网络，正是因为反扭力，才会有这样做的热情与动力。

社会意志的目标是由思想者提出，为什么说思想者只是体现社会意志，而非塑造社会意志呢？这是因为能提出思想的人有成百上千，但是哪些思想会成为社会意志的目标取决于社会意志的选择。社会意志的“判断”部分对此起决定的作用，不被这种“判断”接受的思想也不会对现实发生影响。即使那些看似引导了社会意志的思想，也要先被社会意志的判断所接受。

将思想变成行动离不开组织。尤其对权力进行更新，需要建立新的沟通结构替代原有权力的沟通结构。一般而言，权力垄断武器和资源，占尽优势。民众不希望承担风险，更愿意以压力方式表达不满。只要权力意志能及时自我矫正，舒缓社会意志的扭曲，以强力更新权力便不会获得民众支持。但若权力意志坚持对社会意志的扭曲，社会意志的反扭力会成为产生新沟通结构（革命党、起义军、权力分裂另立山头）的土壤。说到底，强力是通过组织起来的人实现，反叛者组织起来就有了强力，开始弱小，但是只要与社会意志相吻合，民众支持造反者就会越来越多，使其发展壮大。在山头林立的地下组织或揭竿而起的队伍中，最终哪个能脱颖而出，浮在上面的看似种种偶然的或个人的因素，深处往往也有社会意志的选择。社会意志以提供追随者的方式发挥作用。追随者增加意味着新的沟通结构——也是新的权力结构的不断壮大。旧权力则处处受反扭力的抵触，日趋没落，众叛亲离。最终得民心者得天下，至少是失民心者失天下——即使足以颠覆政权的力量无法形成，政权也可能在受到外敌入侵或巨大天灾时，因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覆灭。

冷兵器时代的武力差距有限，政权控制下有诸多盲区可以让新沟通结构生长。然而现代极权国家政权的力量有压倒性优势，可以彻底封杀体制外的组织空间。民众唯一的优势是人多，但沟通被严密限制，人多只是散沙。这时表面看似稳定，社会意志的反扭力若始终得不到舒缓，往往会在突然之间被意料不到的事引爆。偶然事件、谣言传闻、天灾人祸、甚至迷信征兆（彗星、日食）或政治人物去世，都可能成为总攻信号，瞬时掀起社会动乱。简单口号在最短时间成为沟通社会意志的目标，同时以 “墙倒众人推”的数量方式实现社会意志的行动决定，原本分散的群体反抗一旦集中于一个时间点，形成不服从的连锁扩大，一呼百应，百呼万应，权力原本靠集中兵力分头镇压的优势就会变成首尾难顾，杯水车薪，往往措手不及便陷入瘫痪乃至崩溃。

尤其在有了新的沟通科技后，民众可以用这种集中反抗的方式直接推翻政权。类似的突变发生在伊朗、菲律宾、罗马尼亚、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乌克兰。当政权的强力组织不再听从指挥，甚至可能掉转枪口，原本的当权者就只好投降或逃亡，让位给新的当权者。在民主意识普及和传播技术发达的今天，这种大规模不服从的“颜色革命”已经成为更新政权的主要形式。

社会意志在权力更新中拥戴与自身吻合的新沟通结构及当权者，追随其树立的目标，按其决定行动，使得新沟通结构取代旧政权，再由新政权实施吻合社会意志的目标和决定。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单纯。只要社会仍是权民分离的二元结构，就不会存在与社会意志完全一致的权力意志。新政权是新的权组织，新的当权者也是为了自身权力和利益。但是其既然打着为民旗号上台，在掌权初始总是要有所兑现，哪怕打了折扣，也会使社会意志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5. 大向量

二元社会的任何一元都不是单一的，存在着不同的集团、派别或敌对阵营；有地域划分、民族不同、文化差别、职业不同、社会地位高低等；有分立的政治权力、企业权力、传媒权力、团体权力、党权、军权、地方权……不同的权力、派别、集团或阵营各有不同意志。社会发展直接表现出来的，并非个人意志的求和，而是不同集团相互争斗与交易的结果，充满偶然的故事和戏剧。

不过所有不同的权力、派别、集团或阵营都离不开“民”。无民则权无处可施；进行权力斗争的党派、阵营也需民的支持，因此或是利用社会意志的反扭力壮大自身，或是缓解社会意志的反扭力防止民反。在这些过程中形成权力意志对社会意志的“吻合”。

把权力斗争的各方视为“大向量”，每个大向量自身内部都是数量求和的二元结构。由其君主、领袖、党魁、帮主们的权力意志决定大向量的方向，大向量的大小则取决其拥有的数量——管辖人口、拥护者、成员人数乃至民意和人心向背，形成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群众运动或山头帮派。

历史上，大向量之间首先是力图把对方作为数量相“加”——征服、吞并、招安、收编……或者将其作为数量“减”掉——民族仇杀、阶级斗争、宗教圣战、思想迫害、专政、镇压、清洗……分歧往往被强行扩大到180°，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只有在谁都没有绝对优势、无法完全加掉或减掉对方时，才不得不进行妥协、交易，互为制衡，形成联盟、“远交近攻”或“合纵连横”……得到的结果并非社会意志，仍然是权力意志。参与求和的大向量都不是为了社会意志，而是为了争权，但是社会意志的反扭力会被当作一种能量和资源，有助夺取或扩大权力，因此大向量求和会比仅有一元的权力更多地与社会意志出现“吻合”。

大向量求和是以数量求和为基础的，没有足够数量就不具备参与求和的实力，只能被其他大向量加或减。这必然会促使大向量强化自身的数量，一方面内部统一意志，不容异端；一方面知道民心所向是根本。当有多个大向量并存时，民众的以脚投票便有了决定胜负之力。挑战统治权力的新兴力量正是靠争取民心从小到大，直至问鼎天下。

虽然历史展现的往往是大向量求和决定历史的结果，社会走向似乎与社会意志无关。但那只是外在的。大向量之间的竞争导致各方对社会意志反扭力的利用，以及与社会意志有意无意的吻合，决定了社会意志在历史峡谷的幽深处引导着万宗归一的走向。单看每个大向量，无一真正代表社会意志，显露的多为权力之恶，但当它们凑到一起进行求和，却会在相互的左突右冲中，泥沙俱下地沿着历史峡谷的方向奔腾。即使是在极权的一元权力中，也有潜在的多元势力明争暗斗，为社会意志的体现提供契机。

而开放社会的自由多元更会提高权力与社会意志的吻合程度。代议制的进步在于给政党、选区议员、压力团体和NGO开放空间，把以往少数僵硬的大向量分解为规模较小的更多向量，从而让民众选择大大增加。这种向量间的互动不再是你死我活，而是认可体制，遵循规则，互相容纳，以妥协换让步，内部则以求同存异取代大一统，统一意志让位给个人意志自由选择。这种进步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不过只到这一步，仍然还是精英在权力元之内玩的权力游戏，对社会意志的体现还是为了权力本身，因此社会意志的体现不会是完整的，也不会是即时的。

6. 二元结构的滞后

尽管从大历史看，社会意志能制约权力意志，然而制约总是滞后。首先，反扭力的形成是因为社会多数成员已经感受到恶果且恶果达到了相当规模——这是产生压力的滞后。其次，二元结构中的权力对压力的感知并不及时，当权者也不会一感受到压力就进行调整，直到压力大到相当程度——这是压力作用的滞后。在此期间，恶果将继续扩大。第三，已经形成的恶果不会随权力意志的调整立即消失，有些恶果甚至不可逆——这是恶果消除的滞后。

以强力更新权力则造成更严重的滞后。革命导致动荡和战争，形成大规模流血和死亡，经济后退，文明破坏、财富毁灭。即使革命成功能促进社会新的发展，但死者无法重生，家破难以重圆，每个具体生命的损失都无可挽回。

民众大规模不服从的方式，某些情况下可以让旧权力倒台，却不见得具备建设性。社会意志的反扭力盲目释放，并非就是体现社会意志。如果没有新的沟通结构迅速替代和覆盖整个社会并被人民接受，革命狂欢的第二天就会陷入混乱。在旧政权垮台后的权力真空中，会涌现形形色色的权组织跑马圈地，彼此争夺。权组织的本性就是追求扩大权力，最终如何达到稳定，或是由谁一统天下，往往要经过长久争夺才会尘埃落定。

更糟的是，由于权力意志与社会意志的脱离不可避免，无论压力调整还是强力更新都不能一劳永逸。新的当权者和权组织在与社会意志短暂拥抱后，必然重新渐行渐远，进入下一个轮回。权力调整和更新的滞后将不断发生，恶果反复重现，人民也将周而复始地遭受损害——这几乎成了历史难逃的宿命。

7. 殊途同归

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说社会意志总是可以通过压力调整或强力更新制约权力意志，使得社会的发展回归社会意志，而在任何民族和国家，人的基本性质又一样，照理说社会发展应该非常相似，为什么各自的历史会有那么大差异？

我不认为社会发展可以找出确定“规律”。历史看上去总是被各种偶然左右。但若只有偶然，任何思考就都成为多余，只有坐等偶然发生。既然偶然也有前因后果和逻辑路径，大的方向就不会全由偶然堆积。如同行进于林木茂密、河道蜿蜒的大峡谷，每迈一步都可能遇到偶然、存在多种选择，并被偶然引向下一个偶然，形成难以预料的曲折。然而所有曲折都在峡谷之内，决定最终方向的是峡谷而非偶然。

地缘、气候差异会造成每个社会的初始不同，是导致剪刀差的起点，后面的各种偶然、随机、突变、选择和因果起的作用往往更有戏剧性。有一部名为《罗拉快跑》（德语：Lola rennt）的德国电影，讲的是红发女孩罗拉为救男友，在二十分钟内快跑着要找一笔钱的故事。那二十分钟在电影中重复三次。每次起点一样，但是快跑过程中小小因素的不同，如误了车，或是撞到哪个人，便造成一连串错位，结局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一个社会的连锁性和复杂性远超过罗拉快跑，不同因素导致的不同结果当然会更为深远丰富。尤其是一些处于特殊位置的人，他们起心动念，大小行为，说不定哪一下就会成为蝴蝶扇动的翅膀，开启环环相扣的连锁反应，形成改变历史的风暴。

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看到，无论差异多大的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脉络——权力意志不断脱离社会意志，社会意志的反扭力则或以压力促使权力调整，或以强力更新政权——这一相同的脉络便是由社会意志决定社会走向的历史“峡谷”。“峡谷”的广阔足够给各种偶然性提供空间，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变换方向和路径，在不同偶然性造就的路径上，有的社会走到“峡谷”左边，有的走到右边，有的路线比较直，另外的蜿蜒曲折，快慢当然也有别。但是归根结底，人的基本性质共同，普世价值一样，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志，成为权力意志归根结底无法跳出的“峡谷”。

人类穿戴不同，但都要穿衣；饮食习惯不同，但都要吃饭；语言不同，但都要交流……不同的是枝叶，相同的是根本，因此即使分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群，却不会渐行渐远，总是会殊途同归，走到一起。尤其是地理隔绝打破后的全球化充分证明这一点。那不能简单地归于模仿西方，之所以为普天下人所接受，正是因为人的基本性质相同，以及所有的社会意志都有对自由与公正的共同追求。

第7章  代议制的进步与局限

【本章提要：代议制使得权力更新不再通过强力，但仍然是数量求和结构。权力意志可通过操纵代议制的数量求和扭曲社会意志；反之数量和的压力又会迫使代议制纵容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

1. 无需强力的权力更新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进步，代议制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权力更新从此以数人头代替砍人头，不再需要强力。选举为社会的无权元提供了对有权元的沟通，使得解决权力意志脱离社会意志只需以压力方式，从而避免以强力更新权力所造成的损失和破坏。

迄今已发展为一整套国家政治制度的代议制，为无权元提供了如下若干对权力的沟通：

1. 表决：作为直接民主的方式，虽与代议制理念不同，却是代议制的基础。除了重大事项采用公投表决，代议制的选举本身亦是直接民主的表决。

2. 竞争性选举：是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沟通。对于无法进行充分直接沟通的大规模人群，没有竞选便没有真正的选举。

3. 言论自由：为民众监督权力提供了纵向沟通，为凝聚民意提供了信息与思想的横向沟通，是社会意志对权力意志施加压力的基本方式。

4. 多党体制：在政权的沟通结构之外另立沟通结构，为不同政见和诉求提供立足之地，也为民众更新权力提供多种选择。

5. 权力分立与制衡：把政权分割为数个独立的沟通结构，相互制衡，避免绝对的权力，同时也为民众增加沟通权力的管道。

正是这些沟通管道的存在，使得社会意志对权力意志的压力得以表达和传递。定期选举使权力意志对这种压力必须保持敏感，不再骄横，而需小心翼翼地逢迎化解。说到底，代议政治中的政党竞争、媒体造势、社会运动等，都是利用压力促使权力意志调整，或是通过选举更新权力。

代议制的优点已经论述很多，无需重复。本文希望从另一面看代议制存在的问题，以及能否改善。这并不意味否定代议制是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而是希望寻求更多有助前行的启发。

2. 数量求和的被操纵

理论上只要有选举，权力一定要对社会意志的压力让步，否则就会被选举更新。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虽然权力意志不会公开扭曲社会意志，所作所为皆符合法律和程序，但是其与社会意志仍有差距。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数年以来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国会议员都被美国民众评为在道德与诚信方面最差，甚至是以职业排名的倒数第一[1]。然而国会议员正是民众选举出来为自己代议的。如果不是代议制存在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黑色幽默式的结果？

从本文角度分析，问题根源就在代议制是数量求和结构，而社会意志是向量求和的结果。数量求和结构无法完成向量求和，因此社会意志便无法在数量求和结构中真正体现。

正是数量求和与向量求和之间的差别，造成了代议制的现实与理想之距离。一方面代议制权力的确会在民众压力下让步，那却不是向量和的压力，而是数量和的压力；另一方面，代议制权力又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乃至操纵数量求和的过程与结果，才导致上述黑色幽默。

前美国副总统戈尔(Al Gore)回忆其在1984年竞选参议员时，当民意测验显示他的领先优势消失时，竞选顾问提出了在广告方面的投入与策略，并保证按其计划操作可在3周内让戈尔的支持率提高8.5%。3周后，支持率不多不少正好提高8.5%[2]。 这固然可能存在巧合因素，但也一定程度上能说明代议制政治对数量求和的操纵。

代议制选举将「是」或「否」的投票相加成彼此对立的数量，决定最终结果。如何利用数量求和达到目标，既是精确的学科，也是可观的产业。花在竞选和立法游说上的钱爆炸增长，代议政治的结果与钱的投入密不可分。这种过程的主导权掌握在权力元手中。无权元虽然握有票权，但调侃的说法是「无权者可以自由地投票，金钱和权力可以自由地操纵，无权者也可以自由地被操纵」。这虽有以偏概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现实的反映。

有太多故事描述政客在代议政治游戏场上玩的花样，以致他们在民众中丧失信用，同时又挡不住他们继续拿到足够的选票。代议制的各种投票制都无法改变这种荒谬，原因就是囿于数量求和的结构。

只要社会仍处于二元结构，无权元对有权元的沟通管道就总能被权力动手脚。比起专制，代议制权力是用软性方法。专制的蛮横一目了然，代议制却让结果看似是民众自己的选择。照搬代议制的转型社会，有的出现民主倒退乃至只剩形式，往往是当权者利用代议制的政治手段操纵选举、蛊惑民意、控制舆论，结果让民众自以为民主地再次被专制。新诞生的专制者可以获得足够的选票，完全无需作假，但那正是通过蛊惑和操纵形成的数量和，而不是社会意志的向量和。

3. 代议制仍是二元

超出充分沟通与协商的规模便无法进行向量求和，只能简化为数量求和，因此不会是真正的民主。历史上民主曾长期名声不好，问题正是出在数量求和。数量求和类似数学的提取公因式，忽略各自不同，只取共同，因共同的共振愈加共同，或因局限的叠加愈加局限，最终减掉少数，形成零和结果。名义上民主，实为多数专制。

数量求和是出于解决民主所面对的规模难题，以“是”或“否”的表决把个人意志向量变成可批量处理的数量。但即便简化为数量表决，规模导致的繁复和成本也使其无法应用于日常，只能进一步简化为数量表决的选举，把权力交给当选者代为行使，即为代议制。

代议制一方面以批评直接民主为自身寻找合理性，一方面却用直接民主的方式进行选举。其指出的直接民主弊病，在直接选举中一样都不少——信息不充分，选民发言权微小，交流和辩论困难，缺乏相应知识，容易被主持人操纵等。问题根源仍然在规模导致的沟通障碍。使得代议制在理论上的选举自由，因为能当选的人需要具备特殊的沟通能力（知名度，政党支持，媒体报道和资金等）而局限于很小的圈子之中。圈子内的人竞争再激烈，大格局仍万变不离其宗。选民只能通过电视、报纸、集会认识竞选人，看到的是商业广告包装和公关技术创造的形象，竞选成功的往往是最善表演者。

当然，自由的选举可以更换当选者。不过这也使得代议制的选举往往变成与前任算账而不是放眼未来。代议制虽不再需要强力更新权力，分成有权和无权的二元状态却未改变。当选者的轮换也不会有本质变化。

“代议”（代表决议）和“民主”（民众做主）是矛盾的。二者组成一个词，表达的只是通过“代议”实现“民主”的愿景，不等于“代议”就是“民主”。真正的民主不能和民众参与分开。进行政治参与是人民自由的标志。尽管参与式民主常常遭人怀疑，精英内心更是宁愿以共和取代民主，然而民主是正义的体现，也是共和的合法性来源，因此什么都不能取代民主。以往民主暴露的问题，根源不在民主，在数量求和。数量求和貌似民主，却非民主，只有将其变为向量求和，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

4. Vetocracy

西方政治文化对集权强烈怀疑和警惕。代议制驯服权力主要靠分权制衡，期望把一个魔鬼分成三个后变成天使。虽然分权在本质上只是一种缺乏价值意义的政治技巧，民众并未因此得到权力和参与，但起到的制衡作用的确有效。鄂兰（Hannah Arendt）认为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当年对代议制的担忧——或落入多数专制、或因人民不关心公共事务而让当权者以权谋私——主要是靠分权制衡才得以避免。然而，当分权制衡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却可能产生另一方面问题——即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自造词Vetocracy（否决政治）中所指的政治衰败。

例如为了防止政府滥权，美国在总统和国会间分割权力；州和地方政府保留相当自治权；允许法庭以宪法为由推翻法律；鼓励政党竞争与轮替……仅从议会立法看，法案起草后要经议会规则委员会审查是否符合法律，决定送到哪个委员会；再由相应的委员会投票，决定要不要进一步处理；往下还要看是否涉及财政，送拨款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才可交议会投票；参众两院中的一院通过后，另一院也须通过；两院通过的法案送交总统签署；总统可以否决；但两院三分之二多数又可以否定总统的否决。这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使立法夭折。

除了立法的层层关卡，司法也可施加各种干涉。诸多行为体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造成政出多头；而党派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权争使之各自利用分权制衡，为反对而反对，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无法决策，内耗空转，甚至造成政府停摆……这种政治衰败被认为有继续加重的趋势。

福山认为利益集团在Vetocracy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理论上，民主政治希望人民可以用抗衡权牵制权力，抗衡权归属多元的参与式群体。然而实际上拥有和掌控抗衡权的主要是利益集团。立法有那么多的环节和障碍，且大都关门进行，一般人很难介入。利益集团雇佣“院外游说集团”，只要花钱足够多，影响便能延伸到总统、两院、委员会主席，说服他们对某个方案进行推进或阻挠，使那法案通过或不通过。利益集团的这种抗衡权非但无益于人民，反而削弱了表达多数人意志的政治机制，扭曲了民主。要么是从各自本位出发通过的法令相互矛盾，损害公共行政质量；要么为保护集团利益利用法庭阻挠行政、扼杀改革，把分权制衡机制变成利益集团操纵的工具。

从根源看，vetocracy是代议制与分权制衡的天然基因，与生俱来。多党竞争和分权结构中的每个行为体都要用反对和制衡体现自身价值或争取利益。分权既然是为了形成制衡，便一定要在结构上安置vetocracy环节。而否决也是权力，热爱权力的人类天性照样可能对其滥用。甚至利益集团也会打着防止滥用权力的旗号利用vetocracy，实际还是为了自身利益。每多出一个vetocracy环节，就多一分牵制全局的能力，这种动力制造越来越多的vetocracy。

5. 无法超越的陷阱

在代议制中，权力除了对数量求和操纵和利用，也需要对来自数量和的压力让步。代议制社会处处可以看到权力迎合数量多数造成的短视政治、空头支票、过度福利等；在权力操纵、煽动、许诺下形成的数量和，反过来又会以压力挟持权力。

虽然代议制已经发展出多种政治方法缓冲民粹主义的压力，但既然由选票数量决定输赢，归根结柢还是得给数量和让路。本来可以不必苛求代议制，至少相比眼下其他制度它是最不坏的。然而从展望未来的角度，有两种终将危及人类命运的数量和——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代议制不但无法克服，且正是其机制所助长。代议制因此不能成为终点。

消费主义

人的基本性质若是用消费满足，更好之上总有更好，有限的资源却不能支持无限的欲望，生态环境也不可无限透支。从这种逻辑看，消费主义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毁灭人类自身。

以往少数富人再奢侈，社会消费总量是有限的。民主化给了普通民众平等权利，一方面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生产力，一方面让多数人得以加入不断提高消费的行列。社会消费总量因此加速扩大，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随之剧增。

全球性的消费潮似乎反映人类贪图享受不考虑整体，更不顾及子孙后代。但那是数量求和的结果。前面说过，社会意志的“判断”在数量求和结构中可以自发体现（因为满意与否可简化为数量），然而“判断”只能针对已经发生的现实，不具备预见未来的能力。当消费主义的危害尚未爆发为全面危机时，社会意志的“判断”主要还是感受消费的好处。当危害开始大于好处，每人都可以从吸进的污浊空气、漫天风沙、缺水、瘟疫中得到比较，“判断”也能精确地感知转折。问题在于，即使人们愿意在那时立刻停止无度消费，即使能把人们的转变马上付诸实行，也已为时太晚。二元结构的滞后仍将使恶果坠落。

预见未来不应由社会意志的「判断」承担，而是由社会意志的「目标」和「决定」把握。在没有向量求和的结构时，社会意志的「目标」和「决定」只能靠权力意志的「吻合」才能体现。代议制是由热衷当下消费的大众以数量求和选举当权者，因此注定了权力意志不能忤逆社会意志的「判断」。对社会意志「判断」的迎合便成为对社会意志「目标」与「决定」的违背。

对于消灭贫困，代议制功不可没。但温饱不会让人满足，消费提升和欲望膨胀相互刺激，不断攀升。只要缺乏节制，消费一定变成贪婪。在经济至上的社会，以物为核心的文化使多数人把“更好的生活”与消费等同。地球生态对个人远在天边，挣钱发财、买房置地、享乐生活却是立竿见影，因此必定成为数量求和的主体。由热衷消费的大众直接选举当权者，迎合消费主义的政客一定比提倡节制的智者得票多，从而促使权力意志在数量和压力下对消费主义亦步亦趋。

从这一点看，可以说代议制是一种纵容物欲的制度。

民族主义

作为当今另一个世界难题，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有连带关系。当资源不能满足时，往往以族群为阵营相互争夺。表面上的民族矛盾或国家冲突，追根溯源往往与资源（土地、水源、矿产等）争夺有关，且比其他因素更难化解。

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即使是成熟的代议制国家，民族、种族、族群问题也麻烦不断。向代议制转型的社会更可能发生民族仇杀、国土分裂的悲剧；国家之间则经常处于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紧张对立。

专制统治一般对外搞民族主义，打压国内的民族主义。代议制却给国内的民族冲突和分裂开放了空间。尤其在转型之时，民主与族群开始交织，专制时期制造积累的民族仇恨被代议制开放的政党政治、竞争型选举和言论自由释放出来，可能会导致民族主义的爆发。打开专制黑箱呈现真相不见得带来和解，而是进一步激发仇恨。力图赢得多数选票的政客和政党少不了以民族划分阵营，把民族矛盾当作吸引选民的炒作主题；相互竞争的意见领袖和媒体也会用煽动民族情感的方式争夺公众。

民族主义表面是民众自己的选择，其实在普通百姓的个人意志中，民族问题只是其中的个别意志，占的比例并不大，主权归属则离得更远。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自身和家庭幸福平安，对此进行向量求和，本不会为了统独之争开战或仇杀。完整的个人意志中包含着针对不同问题的诸多取向，对单一问题的回答只是其中一个取向。如赞成民族独立的取向在总体意志中可能被不愿战乱的取向抵消。而数量求和只能针对单一问题，精英对民意的主导和操纵就在这里——只问是否赞成民族独立，不问是否愿意承受战乱，回避或隐藏追求独立必须要付的代价。那时，民众赞成独立的表态即使发自内心甚表现至狂热，也是对其个别意志的抽取和迭加，等于是被操纵。

民族精英除了对民族有宏观关怀，也有个人和集团对权力的追求——主体民族的精英反对少数民族独立或自治是不愿放弃权力；少数民族精英要求独立是希望把权力拿到手中。民族精英往往会利用数量求和的取舍，把民众向“是”、“否”两端驱赶，而将中间领域的多元与建设因素弃而不谈，由此形成的“民族意志”更多的只是精英意志。

民族主义一旦被精英煽动起来，又会反过来绑架精英。尤其在代议制转型初期，制衡机制尚未形成，每个政治运转的环节几乎都取决于数量求和，或受制于数量求和的压力。当民众以数量形式存在时，如同雅典城邦的广场，喝彩或起哄成了决定因素。那是善于表演的政客如鱼得水的舞台。民众爱看英雄，喜听豪言，为煽情欢呼，把理性嘘下台。这种“广场效应”只能鞭策各方政治势力向极端赛跑，以免因落后而失去数量多数，结果会刺激民族矛盾不断升级，直至流血冲突甚至种族清洗（有的种族清洗正是为了在代议制表决中保证本族的数量多数）。在代议制转型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中，民族冲突首当其冲。忽略民族主义风险的转型会付出沉重代价。

对内奉行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代议制国家，却可能在代议制的数量求和驱使下奉行对外霸权。“民主和平论”用统计数据宣称民主国家无战争，但是以往是民主阵营面对专制阵营，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超越民族主义。当专制阵营解体，实行代议制的各国之间陷入愈演愈烈的资源争夺时，“民主和平论”是否还能持续值得存疑。

为何不同族群的个体以个人身份交往可以和平、友好，以族群身份面对却陷入隔阂与憎恨。导致变化的原因就在是向量还是数量的分别。面对具体个人，对方是完整向量，面对族群，对方是单一数量。对方作为向量，是与自己一样的人，对方作为数量，是与自己不一样的民族。向量之间可以折中求和，数量之间只能是非加即减。代议制的数量求和结构决定了代议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反是制造民族问题的原因。

第8章  问题

【本章提要：是否能让社会意志无需通过压力和强力，即可与权力意志无阻碍地沟通，从而使得社会意志无滞后地随时实现？】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权力意志对社会意志的扭曲，可大致归纳为图13：

当“权力意志”脱离“社会意志”，会通过 “权组织” （e）扭曲“个人意志”（g），聚合为 “社会意志”的扭曲（a）。多数情况下，“社会意志”的反扭力以“压力”方式表达（b），作用于 “权力意志” （d），如果“权力意志”能相应调整和改革，便可通过 “权组织”的权力实施（e），一方面使“社会意志实现”（f），一方面缓解“个人意志”的扭曲（g）。如果“权力意志”不能通过自我调整和改革释放“压力”，“社会意志”的反扭力就会形成或选择支持 “强力” （c），推翻原有的“权组织”，以新的“权组织”取而代之（h），形成新的权力意志（e），新的“权力意志”再通过 “权组织” （e）使“社会意志实现” （f），缓解“个人意志”的扭曲（g），进入下一轮循环。

在二元社会，“社会意志”通过“权力意志”得到实现。但是“社会意志”与“权力意志”之间沟通困难，需用“压力”促使“权力意志”体现“社会意志”，或通过“压力”促使脱离了“社会意志”的“权力意志”回归。而“压力”形成和传递存在滞后，即使是对“压力”开放法定管道的代议制，也存在滞后并造成诸多不利。尤其对全球问题，漫漫长链的滞后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而专制体制没有传递“压力”的制度管道，仅凭当权者的自我感知，滞后更甚。如果专制权力不但颟顸迟钝，还要镇压，拒绝自我调整。那时“社会意志”便只有通过支持“强力”更换权力，不但滞后，且造成社会震荡和人民苦难。

社会发展是否只能如此？图中带“?”的虚线代表本节提出的问题——能否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让“社会意志”无需通过“压力”和“强力”，无滞后地随时实现？

第9章  意志的“求和运算”

【本章提要：个人意志向量求和的方法是在经验范围内随时选举“和载体”。“和载体”再以递进的层块不断求出更大的向量分和，最终求出社会意志。】

1. “他者”不可承担

如果说社会意志是正确本身，社会发展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意志，那么首先要能进行具体的“求和运算”，以获得真实的社会意志。凡是不能进行具体“求和运算”的概念，都免不了被权力窃取利用。例如功利主义视社会幸福为个人幸福的总和，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个人幸福不可通约而无法“求和运算”， 结果便被权力打着追求最大社会幸福的旗号，或者走向专制主义——例如号称剥夺富人能提高多数穷人的幸福而使社会幸福总和增加，最终反而变成对社会的全面剥夺；或者走向物质主义——例如把幸福简化为经济数字，等同可以用客观指标衡量的利益，最终与社会正义背道而驰。

其实无论哪种思想学说，归根结底的追溯都可抵达个人意志——契约由个人意志相互达成；幸福需由人的意志感知和认定。那么与其使用契约、幸福总量那些概念，何不直接归结到个人意志，以及个人意志之和的社会意志？如果能找到求和个人意志的具体方法，契约论和功利主义面对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如何对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意志进行向量求和的运算，得到社会意志呢？对千百万复杂多变的个人意志，没有任何「他者」—— 不管多强大的政府或再先进的电脑——有能力处理那种天量且瞬息万变的信息。按照前面给出的算式（2n-1-1），不要说国家，仅在一千人规模的群体中，理论上可能发生的最大关系数即达到5.35754304 × 10的300次方。那是一个301位的整数，以地球上任何数的概念都无法把握。即使全世界人人都像当今最快的超级电脑（2016年是中国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Sunway TaihuLight）那样，每秒钟可以数93×10^1^5 个数，昼夜不停地数上46亿年（地球迄今的寿命），全人类加在一块也才能数到37位整数。这只是以数数代替一千人可能发生的关系，还不是真实的关系。

唯一能承担个人意志向量求和的，是所有参与求和的个人意志。这个说法自身的逻辑已能证明这个结论——因为要个人意志承担的，正是个人意志所做的，如果个人意志不能承担，也就不会做。

而个人意志相互自我求和的“运算”，即是直接交流、协商与取得共识的自组织过程。因为自组织的规模受限于充分直接沟通的限度，下文先看在小规模自组织内如何实现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然后再看能否扩大自组织的规模，实现更大范围的求和。

2. 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

每个人对不同问题会有不同的意志；不同人对同样的问题会有不同意志。这使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看上去非常复杂。但只要能做到下面四点，向量求和便会自然完成。

● 条件一  充分沟通

沟通的充分性和沟通范围的大小成反比。我把可充分直接沟通的范围称为“经验范围”。经验范围并非仅指全天候相处的生活共同体，在现代社会更多是指工作单元、居住单元或“项目”（兴趣组织、利益团体、合作生意，或几人策划合作等都可视为“项目”）。 不管采用何种沟通方式，面对面也好，网上交流也好，都属直接沟通。其实任何组织的任何单元广义上都可视为“项目”。“项目”参与者不像生活共同体成员那样了解彼此的各个面向，但只要在“项目”上直接沟通，以经验接触，了解彼此与“项目”有关的面向，就足以让他们在与“项目”有关的面向上进行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

不同“项目” 的经验范围，规模限度是不同的，只要能针对“项目”的内容进行充分的直接沟通，就属于经验范围。经验范围内的个人意志之所以能做到向量求和，以下几点相互关联：

a) 充分直接沟通不意味取得一致，而是能够了解对方，仍然各执己见只是彼此无法说服对方，协商则是让各方取得妥协。

b) 向量求和即是所有成员在充分沟通基础上反复协商达成共识的过程。

c) 经验范围使群体每个成员信息对称，了解其他成员的状况及全局状况，清楚自己在“竞争－合作”曲线上的最佳点，知道他人的反应及底线，以及到哪步该退让，妥协到什么程度，进行步骤和怎样落实……直到达成精确平衡，这种动态协商的“讨价还价”才会终止。

d) 虽然对b) 存在各种质疑，但不可否认多数人具有基于利害考量的理性。如果没有这一点，人类社会将没有合作，不存在秩序，奖赏和惩戒体系都会无效。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即使的确有人看上去不符合b) 描述的理性，从功利角度衡量似乎“不智”，其仍是在追求个人意志的满足（哪怕只为赌气或炫耀），符合人的基本性质。。

e) 最终达成的共识即是个人意志的向量和，也是该经验范围的“共同体意志”。

● 条件二  形成默契

对于充分沟通，语言无疑是重要的，但语言不一定能准确表达。很多人不仅难以厘清完整的个人意志是什么，即使是针对具体问题的个别意志，也常有“说不清”的感觉，或是化成语言就走样。语言的日常表述往往以偏概全、偏离主题，甚至言不由衷……全以语言进行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即便最终能做到，协商成本也会非常高，且达成的共识在落实到语言的一刻起就开始落后于事态发展。

因此，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仅靠语言是不够的，还需要语境。语言中的每个词、每句话都是活的，蕴涵着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背景、心机、差异、暗示、态度……个人意志的向量特征更多地存在于语境中。没有语境，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会损失很大一部分。所谓充分直接沟通的经验范围，最重要就是有语境，使得经验范围的语言不是孤立抽象的概念，有“历史”且“象形”，能实现全息的沟通。

把握语境主要靠默契。“默契”一般指无需通过语言的心领神会，通常用于形容合作佳境，但竞争也可以是默契的。当甲能切实揣摩出乙的底线，对乙的要求适可而止，乙也心照不宣地做出收敛，一样是高水平的默契。现实中无论是合作的默契还是竞争的默契皆处处可见。语言协商只能是间断的，默契却可时时进行；语言协商耗时耗力，默契几乎无需成本。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有了随时存在且无成本的默契，才能成为日常应用。

默契与形成文字的法规、合约，以及“丑话说在前面”或“亲兄弟明算账”的明说并不矛盾。默契只是日常沟通和操作的一种方法，与白纸黑字形成互补。递进自组织当然离不开语言的讨论协商、形成表述、做出规定、达成合约、制作精心推敲的法律文件。对于数量求和结构，自上而下的沟通相对单一，容易以统一的文字语言强令执行，但是对于自下而上人人参与的向量求和结构，相当于协商和决策过程加入了众多变量，复杂性以指数剧增，离开默契方式便会遇到难以克服的操作障碍。

● 条件三  “和载体”

一对一的默契容易实现，自然互动即可达到。群体默契则麻烦。例如甲与乙有分歧时，丙与甲默契，就不能与乙默契，反之亦然。

理论上，群体默契可以通过重复博弈与整合得到。每人经过与其他人不断地沟通、揣测、试探和较量，反复互动，逐一对比、综合、修正，最后认识到能统一大家的默契究竟何在，再将自己置于合适位置。当群体成员都做到这一点时，整个群体的默契即实现。

可想这种方式的复杂繁琐，群体的人数稍多，默契所需要的排列组合关系即会急剧增长（如前述的2n-1-1）。简化办法是建立一个公共点，成员各自与公共点互动，将一对多的关系变成一对一的关系。当所有成员都与公共点达成整合时，公共点即是所有成员个人意志的向量之和。公共点因此可称为“和载体”。

方案可以作为语言形式的“和载体”。每个成员各自对方案进行判断和修正，再对其他成员关于方案的意见进行表态。方案从草案到定稿的过程是个人意志向量求和的过程，定稿便是求出的向量和。不过正如前面所说，语言形式有诸多缺陷，成本过高，日常所需的众多决策也不可能事无巨细一一提出方案，再反复修正。

既然默契是向量求和的有效方式，更好的“和载体”应该是自身就具备默契能力。可想而知，那只能是人。既然经验范围内每个成员皆有默契能力，从中选出一人“心领神会”地与群体各个成员主动默契，进行整合，从而以其主动决策取代实际协商过程，又能忠实和完整地体现向量和，操作成本可以降到最低，耗时也最少。

以人充当“和载体”的逻辑与优越在于：

a) 经验范围内的「和载体」可以准确地预知每个成员的立场与态度，了解他们的具体要求和愿望，想象得出他们之间每步协商的讨价还价、如何互动，以及各自的底线……“和载体”因此能以默契近乎精确地求出向量之和。

b) 由于经验范围可充分沟通，“和载体”处于全体成员监督下，其出现任何偏离都会随时被要求进行修正，直到与向量和一致；

c) 经验范围使群体成员对“和载体”的偏离能及早发现、制约和修正，因此不会因滞后造成实际的恶果；

d) 有了“和载体”，只有少量重大决策由群体成员实际协商，日常事务皆由“和载体”通过默契做主，免除协商成本，避免时间延误。

● 条件四 随时选举

问题于是归结到该由什么人担当“和载体”？如何保证“和载体”始终忠于共同体意志？以及在发生偏离时能立刻纠正？——不难想到，唯有选举。

这种选举须有两个限定：一是必须在经验范围内选举，二是可以随时选举。

选举也是一种求和。不像只能表达“赞成”或“反对”的数量选举，经验范围的选举是向量选举，能充分直接沟通，可以完整地表达每个选举者的意志——参选人或被清楚地告知，或被含蓄地暗示，每个选举者对其赞成、反对、部分赞成、部分反对，理由究竟何在；并非仅仅是完成选举的过程，而是共同体意志的向量求和过程……既有语言交流，更多是默契感应。选举者会有不同意见，最终通过协商和妥协选出的人，其当选是共同体的意志，其本身也在当选的一刻成为共同体意志的载体。

但是，既然人人都追求个人意志的满足，如何保证当选者不以自己意志为主，而是始终忠实地充当“和载体”呢？当然不能指望当选者可以自觉放弃个人追求。那即使一时半刻做得到，也绝不会持久。根本的制约在于——只要当选者偏离共同体意志，便能立刻将其罢免，更换新人。

因此要求对“和载体”的选举可以随时进行，而非固定任期。这是选举的一个重大变化。大规模人群的选举劳民伤财，只能定期举行。而经验范围的选举不用经费，不费时间，不用主持，无需竞选，也没有选民登记、投票程序和选票统计等繁琐程序，能在任何时间被任何成员启动。

一旦可以随时选举，便会产生一个重要且奇妙的效果——当选者履行职责的每一步都相当于面临重新选举。那选举并不实际发生，只是因为有随时发生的可能，便会先在当选者头脑里模拟进行。当选者为了避免随时选举将其罢免，必须时时事事追随共同体意志，及时修正任何微小的偏离，从而始终保持为精确的“和载体”。

因此，有了随时选举的可能，不等于选举会随时发生，却因为有了随时选举的可能，促使当选者总是不懈地追随共同体意志，不断修正偏离，反而使重新选举变得没有必要，真的选举反倒可能更少发生。

随时选举的“含而不发”带来另一个效果，即共同体只需进行选举“和载体”的向量求和，就能实现对共同体其他事务的向量求和，却不必真对那些事务进行向量求和。其机制在于，个人意志对每件事的向量求和，会从现实转到当选者的头脑中进行。因为有随时选举的制约，当选者的默契、修正和整合始终会与共同体意志（即所有成员个人意志的向量和）保持一致，与真正进行向量求和的结果完全吻合，因此不再需要实际进行向量求和。若非如此，即使在经验范围，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也是不可能时刻进行、成为日常操作的。

以上四个条件在现实中皆可自然产生，经验范围的默契随处可见；即使不被称为“和载体”，小规模人群中自然形成的领袖往往就是这种角色，相当于出自人们心中的随时选举。这正是现实中生生不息的自组织。只要是关系平等的经验范围，自组织会自然形成。但是问题在于：凡是有生命力的自组织，规模一定会不断地扩大，因此总会超过充分直接沟通的限度，不再是经验范围。那时便要建立间接沟通的结构，于是又回到沟通枢纽把枢纽位置据为私有、自组织变成 “权组织+被组织”、向量求和变成数量求和的起点。然而在本文的论证中，这一圈并不白绕，它突显出超越这种循环的关键——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既能始终保持经验范围内的充分直接沟通，又能让自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只有这样，才能扩大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最终实现社会意志的向量求和。

到了这一步，自然而然的方式已经解决不了，需要有所发明，有所设计。

3. 以层块扩大自组织

由n户村民组成的村民组是经验范围，选出村民组长作为“和载体”，按自组织方式实现了n户村民意志的向量求和。那么再往上一级的行政村，该如何实现全村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呢？

假设行政村有一千位村民，超过充分直接沟通的范围，无论用默契还是用语言，不管是协商还是选举，都得不到向量之和。选出的当选者也无法靠默契求和一千村民的个人意志。当其权力意志与共同体意志发生偏离，村民既不能及时发现，也无法随时选举。而千人规模的定期选举需要依赖主持人，占据主持位置的当权者只进行有利自己的沟通，限制不利自己的沟通，往往能继续当选——这正是中国现行“村民自治”的现状。

超出经验范围便无法实现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但是能不能对n个村民组各自求得的向量和再进行向量求和，而得到行政村所有个人意志的向量和呢？按照向量求和原理，把向量分组，每组求出向量分和后，再对向量分和进行向量求和，所得结果与对所有向量直接求和完全一致。村民组长作为“和载体”所承载的本组共同体意志，正是这样的向量分和。因此对各组长承载的共同体意志进行向量求和，得到的结果应该就是全村个人意志的向量和——也就是政村的共同体意志。

n个村民组长聚在一起，不超出充分直接沟通的规模，因此上节的所有论证都适用——只要让n个组长们再组成经验范围的自组织，继续选举“和载体”，即可实现n个组长意志的向量求和。

问题在于，n个组长参与求和的意志到底是其个人意志，还是其当选村民组的共同体意志？只有保证组长之间进行向量分和的求和，得到的才是行政村全体村民个人意志的向量和。这要求组长不仅在村民组内作为“和载体”， 在组长之间进行求和时仍要保持作为村民组的「和载体」进行向量求和，这是关键。

保证这一点的是自下而上的“层块”结构。层块是跨层次的，必须在上下关系中存在。在层块结构中，中间层次的任何节点同时属于上下两个层块。村民组长既属于选举其的村民组，同时属于上一级层块——村民组长的共同体。在村民组的层块，村民组长是当选者，是“和载体”；在上一级层块，村民组长是普通成员，选举“和载体”。两个层块是分不开的。

在层块结构中，村民组成员对他们选举的组长能够时刻进行制约（随时选举），组长在上一级层块就只能作为村民组的“和载体”参与行政村的求和，否则便会被本组成员以随时选举更换。

只要能确保村民组长始终以 “和载体”的身份参与行政村的向量求和，村民组长们选举的上一级“和载体”——行政村主任，就会同时是行政村所有村民个人意志的“和载体”。

由此便解决了经验范围对个人意志向量求和的限制，能够在更大范围实现求和。村民组—行政村只是上下两级层块，继续扩展更多级层块，结构和原理与之是相同的，只需把其中的村民组长换成行政村主任、乡长、县长或市长……每个角色都是双重身份——既是下一层的“和载体”，又是上一层的向量求和参与者；既是下一层的当选者，又是上一层的选举者；既是下一层委员会的主任，又是上一层委员会的委员……自下而上地如此延伸层块结构，个人意志向量求和的人数规模便可以不断扩大，却始终不脱离经验范围。

对于发明和设计而言，经验范围和自组织都是自然存在，古已有之，不足为奇，谈得上突破的是把经验范围和自组织用层块方式搭成递进的结构，从而便能在无限扩大规模的同时，始终保持在既没有权组织又没有被组织的状态——递进自组织。

4. 分层不是障碍

有了随时选举，理论上可以随时更换在上级层块背离共同体意志的当选者，但是当选者会不会利用层块之间的隔离，使其背离不被选举其的层块发现呢？以下逻辑可以杜绝这种情况：

a) 既然层块是经验范围，层块成员对当选者的充分了解，除了其能力，也包括其为人——究竟可信赖，还是爱搞鬼，是表里如一，还是阳奉阴违，从而事先保证当选者的品德。

b) 即使隔了层次，层块成员也不会对当选者在上一级层块的作为全不知晓。毕竟上下层块有重叠部分，大事都了解。借用“母子结构”的概念，子结构（下级层块）会对母结构（上级层块）有一定的经验延伸。图14中“子”压住“母”的部分即表示这种延伸，图15是图14的俯视图，可看到每个母结构之下有若干子结构（一个村民组有若干村民家庭，一个行政村有若干村民组……），每个子结构都对母结构有延伸。这使得当选者在上级层块的作为受到多个下级层块的监督。

c) 母结构中的任何决策与行为要么直接施加于子结构，要么迟早影响子结构，因此即使一时未发现当选者在上级层块背离了共同体意志，也会因为造成的实际影响而被发现。

d) 当选者在上级层块的行为会处于选举竞争者的密切监督下，也是制约。

以上针对的是相隔一层的情况，若是隔着多级层块，是否仍然可以保证“和载体”不背离共同体意志？或即使背离也能被随时发现和换人呢？

首先，不管上升多少层，相应层块的成员仍属同一经验范围。哪怕全球五大洲首长组成世界联邦的顶级层块，驻地相距数千公里，不像村民那样世代交往随时见面，但他们拥有的沟通科技可以弥补。通过全息影像系统开会与同坐一室相差无几，且电流跨越千百公里比人腿从村东走到村西快得多，比同村人见面还方便。他们无疑不会聊张家长李家短，只是共商全球政事，不必了解对方是否忠于妻子，或钓鱼水平高低。然而他们的项目就是全球政事，无关之事毋需沟通。如果有一天是否忠于妻子真与全球政事有关，以各洲首长的情报能力随时可以查清。

其次看经验延伸的制约。一般来讲，自下而上的层块经验延伸只适用相邻的母子结构，难跨更高层次。但既然每个层块的选举者都受下级层块经验延伸的制约，基层只要能向上延伸一层，即会通过层层延伸的关系延伸到最高层。图16如同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最高层”虽不是被“基层”直接压住，但是“最高层”的任何动作都能连锁地传递到“基层”。在这个系列中，所有层块都被“基层”压住，形象地表明递进自组织“基层”的意志要被层层体现和服从。

想象从俯视角度看图16，前面谈的“每个母结构之下有若干子结构”会展示出层层扩展——最高层被若干“次高层”所压，每个“次高层”又被若干“次次高层”所压……一层压一层的每一层都是以多压少，基层的子结构最多，相当于“最高层”被众多的“基层”所制约。

对分层的主要质疑是传递失真。有人批评——“十次选举选出中央政府，就意味着民意被稀释了九次……只要一次间接选举中民意被曲解或背弃了，即使其他所有的间接选举都严格尊重了选举人的意愿，所产生的政府也是与民意背道而驰的”——若是单纯传递，当然如此。但是层块结构不是层层传递，而是层层求和。社会意志不是从“基层”传递到“最高层”，而是从“基层”求和到“最高层”。 既然不是传递过程，就不存在传递失真和被稀释。层块提升只是求和的扩大。每提升一个层次，意味更多的个人意志加入向量求和。较小的向量分和不断地求和为更大的向量分和，直到最终求出社会意志。

即使从传递角度看，也可以举一个反向例证，专制权力体系有同样多的层次，皇帝只任免其下的大臣，就可通过自上而下逐层任免的阶梯将意志施加给民众。同样逻辑，民众在递进自组织中推举其上一层，再利用逐层递选（相当于权力任免）的序列，为什么不能把民众意志延伸到最高层呢？二者区别只是任免方向调转了180度。事实上，因为自上而下的权力是以少制多，皇帝一人盯一大堆官僚无法做到信息对称；自下而上的权力却是以多制少，每个当选者都受来自多方的时刻监督。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专制皇帝能让意志延伸到基层，递进自组织的民众应该更能让意志传递到高层。当然，前者有一套保证的结构，因此后者也需要建立相应的结构。

第10章  递进自组织

【本章提要：八条基本规则形成自动运转和自我调节的机制，可生长出递进自组织社会。】

1. 规则

实现社会意志的向量求和，须通过覆盖整个社会的递进自组织。现实中覆盖整个社会的组织只有国家政权。本文把国家政权视为 “公权组织”， 以“公权组织”全面实行递进自组织得到社会意志，解决权力意志脱离社会意志的问题。

除了“公权组织”， 还有为生活、生产、信仰、事业等功能和目标而合作的群体，如家族、合作社、职工持股企业、政党、团体、教会、学术组织等，可称“众权组织”。众权组织不要求、但可自愿实行递进自组织。

私有企业或机构为“私权组织”，不实行递进自组织。

不实行递进自组织的众权组织和私权组织须遵守所属及上级公权组织层块的法律与决策。

如此实施当然需要诸多慎重周全的制度设计，但是现在进入细节为时过早。首要的是形成机制。机制无需制度那样面面俱到，实行以下八条基本规则，便会产生自动运行的内驱力，随之“自生自发”出相应秩序细节，并根据反馈自动调节，自我完善。

递进自组织基本规则

规则一 递进自组织由自下而上逐层递进的层块组成。层块规模不小于四人，不大于层块所有成员皆可充分直接沟通的限度。

规则二 基层层块以自由组合形成。

规则三 每个层块以三分之二多数票权选举与决策；以二分之一多数票权否决。每个成员的票权为其下属所有层块的成员数。当选者的票权为其选举者票权的平均数。

规则四 本层块当选者为上级层块的选举者。当选者任期不限，可随时选举。在位当选者不得属于下属任何层块，不得兼有其他层块的当选身份，亦不参加本层块选举。

规则五 当选者担任本层块行政首长，同时是本层块和上级层块的立法（决策）参与者。

规则六 行政人员由本层块行政首长或其受托人任命。行政人员不可成为所在递进自组织中任何层块的当选者。

规则七 各层块与其下属所有层块构成自治体，拥有不与上级决策和法律违反的一切权力。

规则八 公权组织层块随时以三分之二多数票权选举本层块司法官，不得兼任。司法官执行本层块及上属层块立法，职权限于本层块及下属层块。不得对司法官进行选举以外的任何干涉。

2. 说明

规则一

递进自组织由自下而上逐层递进的层块组成。层块规模不小于四人，不大于层块所有成员皆可充分直接沟通的限度。

a) 限制层块规模是递进自组织的关键之一，是否对此有自觉意识和操作，结果完全不同。前面说过有活力的自组织会自然扩大，不自觉限制，一俟超出经验范围就无法充分沟通，需要靠人主持，进而生成权力，分为二元，自组织即变成「权组织+被组织」。因此必须自觉地限制规模扩大，始终保证层块内部能够实现充分的直接沟通，才可避免以往的怪圈——自组织发展导致扩大规模，扩大规模后便不再是自组织。

b) 根据项目不同，层块规模的限度也不同。判断是否达到限度只需掌握一点——如果离开主持人即无法运转，就是超出了规模限度，层块即应通过再分组，调整到无需主持也能自行运转的规模。

c) 层块的再分组，要保持新的层块规模不小于四人。因为层块进行重新选举时，原先当选的成员不能参与，基层层块至少还需要有三个其他成员才能进行三分之二决的选举，因此最小规模需要为四人。高层层块虽以票权而非层块成员数计票，但从多元性考虑，也需要保证一定成员数。

d) 依赖主持人和利用主持人不是同一回事。前者没有主持人即无法运转；后者只是为了降低运转成本，没有主持人一样可以运转，或者说任何成员都能起到主持人的作用。如个人意志向量求和所需要的“和载体”可以视为主持人，但在经验范围内选举“和载体”即是无需依赖“和载体”的向量求和——任何成员都能成为选举发起人。正是这一点保证了随时选举，约束“和载体”不能背离向量之和。而超出经验范围，选举必须靠主持人才能进行，主持人就可以操纵选举，其掌握的权力也难免脱离共同体意志。

规则二

基层层块以自由组合形成。

a) 自由组合的含义，一是加入哪个层块不是强制划分而由当事人选择；二是需要被选择的层块同意才能加入；三是可以随时退出所在层块。

b) 基层层块是递进自组织的主体，是要进行求和的个人意志向量之所在。保证基层层块向量求和的真实，基层以上的向量求和才有真实的基础。基层以上的层块只是求和结构，是逐层聚合的向量分和，功用是凝聚和体现基层的向量和。

c) 递进自组织的前提在于基层层块必须是真正的自组织，因而不能有任何强制，必须自由组合。

d) 自由组合让有认同的人组合在一起，可自由退出能避免不可调和的分歧或形成无法化解的僵局，也避免当选者被互不妥协的选举者向两端撕扯。

e) 自由组合可以使少数派形成自己的层块，避免少数混杂于多数被淹没，有利于保持少数派的特质。少数派的意志通过自己的“和载体”带入上级层块进行求和。

f) 目前的公权组织是按地域区划形成。其最小区划（如行政村或城镇的居民委员会）内的人口数量，也需进一步分为多个层块才能充分直接沟通。因此不需要打破公权组织的既有区划，只需在进一步分层块时自由组合，有利于与现实状态的契合及转型平顺。

g) 如果确有需要突破地域区划的自由组合，在实行了递进自组织后，由相关区划的公权组织进行协商决定。

规则三

每个层块以三分之二多数票权选举与决策；以二分之一多数票权否决。每个成员的票权为其下属所有层块的成员数。当选者的票权为其选举者票权的平均数。

a) 采取三分之二决，是在一致性的价值理念和现实操作性之间的折中。一方面要求绝对多数，以避免二分之一的简单多数造成共同体近于势均力敌的分裂，一方面仍保留一定的少数服从多数，避免僵局无法化解。

b) 三分之二决固然不如二分之一决容易达成，但宁可不厌其烦反复协商。操作便捷只是其次。比起二分之一决，三分之二决更能促使共同体认真对待反对意见，有利培育整体共识。

c) 递进自组织需要正式表决的情况不多。日常决策是由当选者以默契方式追随共同体意志进行，只有要事才需层块讨论，争执不下时才用计票表决；对当选者的重新选举也要计票表决。这些表决都事关全局，即使不能取得全体一致，至少需要三分之二支持。

d) 不必规定哪些事需要表决。除了选举和共同体约定表决之事，任何事项只要有人提议表决并获得规定之附议人数，即要表决。

e) 因为自由组合，基层层块一般不会陷入僵局（否则会重新组合）。而上级层块成员皆是“和载体”，不以个人意气行事，而是要为其承载的向量和（当选层块的意志）进行理性协商和寻求妥协。如果是对总体有益之事，总是可以找到共赢方案。若无论如何不能达成妥协，便说明应该放弃，或者暂时搁置。

f) 层块成员超过二分之一票权否决，该事项即需终止，以此制约当选人的日常决策或任命；或者当决策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事与愿违时能够修正。

g) 票权按下属成员数计，以使大小有别的层块权利公平。递进自组织结构中的每个当选人不仅代表其当选层块，同时代表其当选层块之下的所有下级层块。举例说，乡长在县委员会的票权，不是选举其的村长数，而是其所在乡的选民总数。

h) 达到足够比例的票权附议，相应层块就需组织下属成员进行公决。公决结果达到二分之一票权，否决生效。

i) 当选者除了不参加本层块的重新选举，对层块的其他表决都要参与。这有利于其参与上级层块立法决策时，能够充分表达本层块的意愿，避免上下层块出现冲突。其之所以当选，说明其在本层块相对出众；作为行政者操作层块事务，有全局视角；加上其超脱下属各层块，地位中立，因此当选者在本层块的表决中应具有相应分量。由于当选者没有下属层块（规则四规定「不可兼有其他层块的当选身份」）其个人一票无法在表决中发挥应有作用，故给其本层块选举者票权的平均数作为其票权，使其能在层块表决中有效地参与，以及发挥仲裁及打破僵局的作用。

规则四

本层块当选者为上级层块的选举者。当选者任期不限，可随时选举。在位当选者不得属于下属任何层块，不可兼有其他层块的当选身份，亦不参加本层块选举。

a) 由当选者作为上一级层块的选举者，即“逐层递选”。

b) 选举可随时举行，当选者无任期限制，可长期在位，也可被随时选举罢免。

c) 为了保证当选者地位中立，履责公平，当选者不得属于下属任何层块。也就是当选者原本所属层块若在其当选层块覆盖之下，当选者须与之脱离。

d) 当选者不得兼有其他层块的当选身份，也是为防止利益冲突而失公允。同一人若在不同层块当选，则只能接受一个当选身份，放弃其他，所以当选者在其当选层块内是没有下属层块的。

e) 在位当选者不参加本层块选举的规定，是因选举要决定的正是更换当选者本人与否，只需其等待并接受结果。

f) 规则没有限定当选者必须出自进行选举的层块，可以选举任何人成为本层块当选者，因为选举者最清楚选谁最为合适以及是否可行。

规则五

当选者担任本层块行政首长，同时是本层块和上级层块的立法（决策）参与者。

a) 除去基层选举者和最高当选者，递进自组织其他层次的每个当选者在当选层块具有图17所示的各项权力：

b) 并非每个层块都会拥有如图17那些正式的权力（至少到乡镇以上才需要），村民小组长可能只会“任命”临时记账员，选举邻里调解员而非司法官，谈不上“立法”而是制定规则和进行决策，但都可以涵盖在图17中。

c) 当选者是本层块的行政首长，主持日常事务。

d) 当选者既参与本层块的立法和重大决策，也参与上级层块的立法和重大决策。一人参加两层立法或决策，使其能将下级层块的意志充分带到上级层块。

e) 当选者没有司法权，只有选举司法官（法官和检察官）的权力。其身跨两个层块，既可以选举下一层块的司法官，也可以选举上一层块的司法官。

f) 代议制利用分权防止权力滥用与腐败。然而如同让一个人的脑、心、手各自独立、互相牵制，设计再巧妙也免不了影响功能。递进自组织无需分权即可避免权力滥用和腐败，让每个层块的权力合为一体，更符合沟通的性质。

g) 递进自组织的每个层块皆为自治体，相当于另一种方式的分权。代议制是三权分立，递进自组织则是有多少层块就有多少分权，从制衡角度更充分。

规则六

行政人员由本层块行政首长或其受托人任命。行政人员不可成为所在递进自组织中任何层块的当选人。

a) 图17中的“任命”， 是对辅佐“和载体”（ 行政首长）履行职责的行政团队而言。行政团队本质上是实现行政首长意志的工具，权力出自行政首长的委让。工具必须服从，不服从即重新任命。

b) “受托人”是指得到行政首长任命或授权者。规模较大的行政团队，行政首长无法任命所有职位，可由受托人逐层向下任命，如元首任命部长，部长任命其下属司长，司长任命下属处长……

c) 任命非行政首长独断专行。一是其在随时选举制约下，需主动征求其选举者对重要任命的意见；二是选举者能用二分之一票权否决当选者的任命（规则三）。

d) 限制行政人员成为所在递进自组织的当选人是为避免利益冲突。此限制对同一递进自组织系统内的各层块都有效。例如国家部长不可同时当选乡镇长，但不限制其在公权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当选。

规则七

各层块与其下属所有层块构成自治体，拥有不与上级决策和法律违反的一切权力。

a) 每个层块皆为自我管理的委员会。所说的“各层块与其下属所有层块构成自治体”，如图18示意：

图中大三角内包括小三角，表示自治体的嵌套关系。为简化只画出三层，每个三角包纳的下级三角也只画出两个。递进自组织是这样一个层层嵌套、最终构成由最高层块包纳所有层块的大三角。其中的每个三角都是自治体。例如1和1'是基层第一级层块。“……”代表其他未画出的同级层块。假设1……1'是村民组，2……2'是行政村。首先每个村民组都是自治体，自行管理内部事务——怎么合作、制订哪些制度、奖惩如何执行等，都由村民组成员和当选村民组长共同决定。同时，行政村是包纳了村民组的更大自治体，其内部事务——村民组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协调、制度的建立，利益的分配等，由各村民组长及当选村委会主任组成的层块决定和管理。而2……2'共同组成乡镇自治体X，包纳了下属各行政村及每个村下属的村民组两层自治体。X也可以是任意层级，以此类推，层层嵌套的自治体由此不断扩大。

b) 这种自治从基层层块开始，自下而上的所有层块皆为自治体。但不管相隔多少层，只要被包括在同一个三角内，自治便被限定于「不与上级决策和法律违反」。这里的「上级」指自治体被嵌套于其中的所有三角。

c) 服从与自治不构成矛盾，没有服从是有自而无治。但这与自上而下的层层统治有何区别？在传统概念中，上级与下级相互为“他者”关系，管束甚至压制，与自治不相容。在递进自组织中，上级产生于下级的向量求和，每个下级层块的意志都参与向量求和，最终结果虽不会和任何下级层块的意志完全一致，却是所有下级层块的共同意志，人人有份。在这个意义上，服从上级法律和决策正是服从自己，是自身意志在更高层次的扩展与升华。

d) 既然递进自组织的立法权是自下而上的，同时又要求下级法律服从上级法律，这两种关系的并存，会导致下级一定尽量少立上级之法，以免限制自身的自治和自由。除非对下级利益十分必要的立法才让渡给上级，否则下级就不会授权上级立法。如同专制不愿权力下交一样，递进自组织照样不愿权力上交，尽可能保持自己做主。层层如此，导致下级的自主空间保持在最大。

e) 以往所说的自治是从统治结构分出一块，给其较多独立性与自决权，其内部仍是统治，自治只是「自己统治」，是精英独享的自治。而真正的自治应是全民的，即从每个社会成员个人开始，所有层次所有层块皆自治，个人意志、集体意志、社会意志都得到体现——只有递进自组织能做到这种全民自治。

规则八

公权组织层块随时以三分之二多数票权选举本层块司法官，不得兼任。司法官执行本层块及上属层块立法，职权限于本层块及下属层块。不得对司法官进行选举以外的任何干涉。

a) 司法官主要指法官和检察官。

b) 司法官以三分之二多数当选，因此不需要听从行政首长；司法官由本层块选举，因此也不需要迎合基层民众。

c) 除了对司法官的选举，任何人和机构都不得干涉司法官履职，保证司法独立。

d) 更换司法官要达到三分之二多数，意味哪怕面对的反对者超过二分之一，司法官仍可坚持其主张。

e) 司法官服从层块的三分之二多数，那是共同体意志，相对稳定；递进自组织的上级立法高于下级立法，限制下级立法不能随意更改，进一步保证司法稳定，因此不需要用法官终身制保持司法的稳定性。

f) 随时选举司法官的可能性，能让司法官的履职更加符合共同体意志或社会意志，避免僵化和教条。

g) 司法官不得兼任其他职务，避免利益牵扯，保持中立。

h) 上级司法官的权限高于其层块下属的各级司法官，可对下级的司法进行重新裁决。

i) 涉及层块之间的法律纠纷和案件，交由上级司法官裁决。

j) 专职司法官和司法机构在一定级别以上才需设置，下级层块可设置无机构或非专职的司法官。

3. 递进自组织社会

递进自组织实施于公权组织虽是前所未有的革命，社会却不会“翻天覆地”，大致会与当今的自由民主社会相似——有人权、法治、自由经济，有言论出版、结社组党、宗教信仰的自由；示威集会、社会运动都可进行，众权组织和私权组织有充分的自治空间。普通民众直接感受的只是公权力选举的变化——代议制社会的民众可能会在心理上认为有退步（不再直接选举高层职位），但实际境况不会变差，长期发展会更好；专制社会的民众则会当作进步，实际境况也得到改善。

下面对实施上述规则将导致的社会变化做一些展望，并非是定论，只是帮助想象和理解递进自组织社会。

政体

首先的问题是有无政府？从政府的定义——于某个区域订立、执行法律和管理的、由相应机构组成的一套政治体系——而言，递进自组织社会当然有政府。但是其政府由全民组成，或者说囊括了全体社会成员的递进自组织本身即是政府——在这层意义上，又和无政府主义的分散管理和大众参与之理念有某种契合。

递进自组织的政体是“逐层递选制+递进委员会制”—— 每个层块都是一个自治委员会，由层块所有成员构成，决定本层块的大政方针，进行选举；当选者是本层块行政首长，执行委员会所制定的大政方针；同时当选者作为 “和载体”成为上级委员会（层块）的成员，与其他成员共同决定上级层块的大政方针，选举上级层块行政首长……如此递进，层层向上，直至覆盖整个社会。

以往委员会的称呼被滥用。真正的委员会首先要保证每个委员都能充分交流和表达，所有成员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完全平等，避免主持人控制，因此委员会的规模只能在可充分直接沟通的经验范围内。当社会的公权组织是全民自下而上形成的递进委员会系统，政府是由全民参与的，每个委员会主任将不是以其个人意志，而是以其承载的共同体意志在上级委员会进行向量求和，既考虑让本共同体得到最大利益，也要与其他委员（代表各自共同体）进行妥协。

委员会不像大规模表决那样面对孤立问题进行单次投票，而是面对系列问题的长期合作。委员会决策往往能一致通过，正在于充分综合了各方意见。因为每次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委员会不会形成不变的多数派和少数派。各方都可以期望这次让步会在下次换取对方让步，从而形成长期交易机制。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只是为了打破僵局偶尔为之，成为常规就意味委员会失效。

之所以代议制需要竞选，是因为大规模群体中的选举者没有其他方法了解参选人，竞选是参选人与选举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在经验范围，选举人了解参选人，也能随时与其充分沟通，竞选便不再需要。代议制中，想赢得选举需要动员选民，运用媒体，进行宣传，策划公关，由此带来的筹措资金、吸纳人才、调查研究等都非个人可为，必须依靠政党。而经验范围的选举者和被选举者互相了解，层块内选举方便，因此递进自组织社会虽不禁止组党，政党却不再与掌权有关。

每个当选的“和载体”并非机械地承载已求出的向量和，只进行被动代表或传递，反而选举“和载体”就是为了利用其“默契”主动完成大部分日常决策，其他成员只参与大政方针。这必然要求“和载体”具有独立性，有准确把握共同体意志的智慧，并以主动决策和领导使之实现；也要求“和载体”进入上级层块后不是被动执行指令，而是主动与其他“和载体”协商、交易、妥协，其被赋予的自主空间并不小于代议制的“代议士”。但那并非是给其的权力，而是其须尽的义务。

参与

a) 低成本参与：对于全民参与社会管理的质疑，往往集中于人们是否有这种意愿。远非所有人都热衷于公共事务，哪怕与自己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许多人也漠不关心，因此才需要政客代议，甚至连选举政客都懒得参与。其实，获得承认、进行分享、追求理想等公益心人人皆有，只是很大程度取决于需付出的成本。如果参与成本低于分享愿望，便会改变冷漠。递进自组织的基层民主本身成本就不高，所有成员的共同参与使成本进一步分摊。且多数日常事务并不需要全体成员协商，而是「和载体」的头脑模拟，更使参与成本降低。

以往人们不参与公共事务的另一原因是在大规模群体中可以搭便车。而在递进自组织的经验范围，搭便车无所遁形，从而失去熟人群体的尊重，从而不再是最优选择。

是否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问题，只需要解决递进自组织的基层层块，其他层块皆为「和载体」，根本不允许存在这个问题。「和载体」之所以能当选，对其的基本要求就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且受到经验范围的选举者时刻监督。

b) 开放参与：众权组织自行决定组织方式，若认为没有必要和公权组织发生联系，可以只做独立的社会团体；但是其自身若实行递进自组织，便可以被纳入公权组织。所谓的纳入，即是该众权组织推选的“和载体”被相应的公权组织层块接纳为成员，参加公权组织的决策，进行该层块的选举。其参与表决的票权，是该众权组织的成员数。

这会吸引一些众权组织实行递进自组织，以获得被纳入公权组织的资格，从而对公权力发生影响，有利于自身发展和宗旨的实现。众权组织在代议制下只能通过局外制造压力影响公权力，有无作用取决于公权力接受与否。在递进自组织社会，众权组织通过纳入公权组织可以直接参与公共决策，自行发挥作用。

私权组织是所有者的个人领地，不实行递进自组织。私权组织的雇员可以建立自己的众权组织（如工会或监督机构），若实行递进自组织，也能纳入公权组织。对公权组织而言，私权组织的老板与雇员的权利等同，因为雇员的人数多，总体影响力便比老板更大，公权组织的决策因此会向雇员倾斜。同时，递进自组织的逐层提炼理性可以避免民粹主义，既抑制私权组织的恶，也保留其对社会有利的一面。

c) 多方位参与：传统社会的工作地和居住地在一起，现代社会多数人的工作地和居住地则是分开的，若依然限制公民只能在单一地域参与显然不对，应是既可参与居住地的公权组织，也可同时参与工作地的公权组织，亦可从所参与的众权组织纳入公权组织，通过不同管道将公民在不同领域的个人意志立体地体现到公权组织的各种决策中。

现实中经常看得到积极者占优势的情况，递进自组织是否会在积极者与消极者之间形成实际的不平等？在无法充分直接沟通的人群中，外在表达发挥主要作用，积极者因此可以脱颖而出。但是人皆有看法和反应，积极或消极只是外在表达的不同。在能够充分直接沟通的范围，外在表达不是决定性的，消极者通过其他方式（表情神态、肢体语言、行事方式等）一样能够表达，并被其他成员准确感知（通过默契），因此积极者和消极者的优势差别不会那么大。

也不会因为人参与项目的多少而导致影响力不平等。因为每个项目只解决相关项目的事，选举的只是项目的「和载体」，不涉及项目之外的其他事。积极者参与的项目数量多，只相当于其分别表达了针对不同事项的个别意志。其参与工会递进自组织表达的意志，与其参与环保递进自组织表达的意志，即使都被纳入到公权组织中，却不等同于数量求和中的一人投两票，对向量求和仍然是「1」，只是更多面和立体。消极者参与项目少，是因为不看重其他方面，只要在看重的方面与他人影响力一样，对其就够了。

d) 宏观参与：如果民众只关注选举总统、议员，听起来大，实际参与却很低——每隔几年才有几分钟投票。而在递进自组织的基层，普通民众时刻参与公权力运作，像滴水汇成河那样延伸到公权力的最高层块。但是现代科技让基层成员能够放眼世界，对宏观议题的各种看法似乎非得选举总统或议员才能对等，单靠递进自组织的基层参与无法满足。这是递进自组织不如代议制之处，却是必要的不如，是递进自组织与代议制的基本区别所在。

平民当然有权关注并参与层块之外的事务。虽然其在递进自组织的参与可通过「和载体」向上传递，但要经过好几道间接环节，不能让人直观地信服自己的意见已得到了表达。且人性总是宁愿直接行使权利而不要间接中转。对此，首先可以利用言论出版、结社组党、示威抗议等其他表达管道，对任何层次的事务进行批评、提出要求；其次可以通过串联动员，只要能获得相应范围二分之一成员的支持，根据递进自组织规则三，就能否决该范围最高层块的决策，包括选举结果——相当于罢免该范围最高层块的当选人。这种直接罢免和代议制普选相比，门槛并不更高，却随时可以进行。

e) 精英参与：“和载体”当然算政治精英。区别在于二元结构的政治精英与民众是分离的，精英主要追求个人利益；递进自组织的政治精英由逐层递选产生，只能作为“和载体”，与共同体意志出现任何偏离都会立刻受到制约。

随时选举成为有效制约的前提，需要“和载体”的位置是被人追求的，罢免则是当选者力图避免的，制约才能成立。高层位置没有问题，自会成为众多有政治抱负者的竞争目标；县乡长一类位置也不会缺人，那除了是在逐层递选阶梯攀登的中间阶段，也是不错的职业。关键在于基层职位能否吸引足够的参选者，并在当选后受随时选举的制约？类似村民小组、业主小组的基层当选者，面对的皆是琐碎小事，却无荣耀和利益。而递进自组织随时选举的制约只要在基层无效，就等于失去源头和根基，导致整体无效。

基层对当选的吸引，主要不能靠物质激励。假设每家出一人，代表基本一致的家庭利益和诉求参与基层自由组合的层块，平均每个层块十家（三、四十人），涵盖中国人口就得有三、四千万个这种基层层块。若用金钱激励这一层当选者，少则不起作用（甚至是反作用），多则难以负担。事实上，这层当选者需要的条件不高，多数人都能承担，不会缺了谁就不行。当选者的主要动力应是公益心。自由组合多为亲朋好友或共识同道，能当选说明受到大家推戴和信任，已是激励，论金钱反而失去这个意义，反会削弱人的动力（美国心理学家Edward Deci以实验证实诸如报酬等外在动机对内在动机具有“驱逐效应”）。何况需要基层当选者做的事不多，顺手即可完成，一般无需耽误个人主业。其所做的服务与层块成员关系紧密，会被看到并感激，也会按人情往来予以回报。这些因素的综合，是这层“和载体”的责任心基础，而遭到罢免在亲友同道中丢的颜面，则能起到约束其追随层块意志的作用。

基层“和载体”的位置没那么吸引人，其实有利于避免激发类似动物群争夺首领的那种竞争，容易使参选者和当选者保持理性。不特别在意当选，就不会明知不对也要为选票迎合，而会更多考虑全局和长远，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并去说服层块其他成员，对基层意志的形成起到引导作用，从而更会符合层块的整体利益。而选举人也不会对当选人有极端要求和压力，这相当于在源头就对民粹主义进行了缓冲。

只要基层“和载体”是真实的，递进自组织便有了保证，往上的层级只是不断求和成更大向量和的过程。越往上的“和载体”工作量越大，要如何激励，给什么利益，给多少，怎么给，递进自组织的机制会“自生自发”地兼顾各个方面进行调节。

另外，递进自组织相当于给每个社会成员一视同仁地开放从基层上升到最高层的通路。只要本人有愿望，唯一取决的只是工作能力与尽职态度。如果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总是超过同层块其他成员，就能在逐层递选的阶梯上不断被选到更高层块，没有其他障碍，一直达到其素质与职位的平衡点，即便那平衡点是国家元首。这种“条条大道通罗马”，可以产生类似科举制的激励，让从基层起步的有志者通过层层忠心服务不断攀登，社会亦实现人尽其才。

选举

经验范围的逐层递选和随时选举是保证递进自组织的关键，其与代议制选举的主要区别也在此。如果让皇帝每隔几年才能任免一次大臣，都会认为不可思议。皇帝之所以能把权力贯彻到底，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于其对官员任免是随时的。为何源自人民的权力就只能定期任免（选举）？甚至还要被认为合理呢？

代议制选举的规模巨大，每次都得大动干戈——竞选、登记选民、设立投票点、全民投票……成本高昂，劳民伤财，且须由专门机构主持，因此只能定期选举。那不是因为合理，是不得已。

列举定期选举的合理性，主要说的是固定任期可以给当选者缓冲空间，给代议士协商和妥协的自主权，以保持理性和长远利益的考量，免受民粹主义急功近利的裹挟。然而递进自组织已经能够更好地解决这种问题，无需靠定期选举，反而需要通过自发方便、成本低廉的随时选举，进一步保证权力意志不脱离共同体（社会）意志，使社会意志随时得到体现。

前面说过，“随时选举”的含而不发，导致当选者每次决策和履责前都会在头脑中进行“模拟选举”，确信得到多数赞同时才会实行，因此选举便无需发生。但是还有一种担心，递进结构的环环相扣会不会在下级当选人被更换时，导致上级当选人随之变化？的确，一个新当选的乡长可能会要求重选县长，但是其远达不到替换县长所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数。除非原本要求重选县长的选举人只差一票就达到三分之二，或是那个县的多数乡镇同时换了新当选人，才能更换县长。前者说明县长已经应该更换，后者的概率很小，因此不必担心。

不过，那位新当选的乡长如果调整了其承载的向量和，不会因为不能更换县长而导致完全无法体现。新乡长在县级层块中的种种参与，会尽力体现其新的调整，从而让调整按照应有的份额体现在县级层块的向量求和结果中。未被更换的县长在决策时，也会考虑新乡长需要的调整。类似疑问和细节还会有许多，在递进自组织的机制中都可以得到解决。

递进自组织看上去只是一种简单方法，是否能实现权民合一那样的社会变革？不妨看一下有无竞选的简单差别，造就出两种全然不同的社会，就可以相信方法的效果足以惊人。递进自组织的两个要素——经验范围逐层递选和随时选举，作为方法都足以与竞选在同一量级，因此完全可以期待同样分量（如果不乘2）的社会变革。

立法

这里的“立法”是广义的，既指国家法律，也可以指一个工厂的制度或一个村庄的乡约，包括各种规定。因此递进自组织中的任一层块都可以有这种“立法”。区别是高层块的立法精确成文，适合司法裁定，低层块人少且沟通方便，无需太正式，甚至口头协议即可。

公权组织的最高层块——如中国三十四个省市（直辖市）区（自治区）的当选首长加上他们选举的国家元首组成的国家委员会——按这种方式进行国家立法，会带来显而易见的质疑：这三十五人有足够代表性吗？又有没有足够的立法能力？或者他们有足够时间研究立法吗？而若把精力都放在立法上，又如何完成行政首长的职责呢？……

首先在递进自组织结构，这三十五人都受其所在省市区层块的选举者制约，立法不是按其个人意愿，而要得到各自选举者的赞同。假设每个省市区层块有下属三十个地州市长，就等于有上千人参加了国家立法。那些地州市长对重要立法也需征求各自选举者的意见……这样一层层推下去，最终可以囊括全体社会成员。并非说全体社会成员真的都会参与国家立法，但是递进自组织的结构与机制的确提供了这种可能。

对立法者的能力和精力不必担心。一是递进自组织自下而上的层块自治决定了上层法律会被减到最少，立法工作量不会像现在这样往上层集中；二是层块越高资源越多，省市区级有专门的法律部门负责提出和研究法案。省市区首长参与国家层块的立法，不会有很多亲力投入，主要研究都是由下属部门完成，各层立法皆会如此。

举例说，当相关职能部门草拟了汽车排放标准的新法案交给国家委员会审议时，各省市区首长不会亲自研究汽车尾气成分，先由其下属法律部门请各方评估，从本省经济、环境等方面提出修改，把意见报给首长及本省委员会各委员——即本省各地州市长。地州市长们也会让下属法律部门从经济、环境等方面评估，决定该地州市长在省委员会讨论法案时的立场。一般情况下，省市区首长会以下属地州市首长中的多数意见决定其在国家委员会对法案的投票。若省市区首长有三分之二赞成，方案方可成为法律。可以看出，之所以各级立法者不会承受不了立法负担，一方面是因为有职能部门分担，一方面是立法者只需按其当选层块的决议进行表态。这种立法可形容为自下而上的“递进立法”。

行政

a) 递进自组织既是进行个人意志向量求和的结构，也是使向量和得以实现的结构；既是自下而上的选举、立法和决策系统，又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执行系统。

b) 行政事务由行政首长指挥行政部门完成。凡是符合上级层块立法的行政，下级层块和成员需服从。

c) 对本层块的不服从者，行政首长可采取行政措施使之服从或加以制裁。下级层块的不服从者由下级层块处置。

d) 根据管理职能需要，上级行政部门可向下延伸，在下级层块设置必要的派出机构完成必要职能。因为自治体总是尽可能避免干预，这种行政延伸将在最早可结束处被结束。

e) 行政首长随时在本层块成员的监督和制约之下，但其拥有相当的自主空间。日常事务无需由层块成员讨论表决，由行政首长自主决定。这种自主在本质上是其作为「和载体」对共同体意志的默契。

f) 对行政的不满，或可通过层块成员以三分之二多数改变行政所执行的立法，或以二分之一多数否决行政决定（规则三），或以重新选举更换行政首长。

g) 不必担心随时选举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一方面如前面解释的随时选举不会频繁发生；另一方面政策不是出自当选者，而是出自选举者，更换当选者是因为其没有忠实执行选举者制定的政策，更换结果只能使政策更为连贯和稳定。

h) 不必担心行政首长拥有行政机构而对层块内其他委员形成强势，因为每个委员都是其当选之下级层块的行政首长，都拥有各自的行政机构。

司法

司法的专业性强，需由专家进行设计，因此司法的具体方式可在公权组织实行递进自组织后再加规划。随着递进自组织规则第八条实施所启动的自生自发机制，会通过反馈—调节的循环，为形成并完善司法体系补足所需的细节。

递进自组织社会的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会与今日有诸多不同，法律尽可能精简，“国家越糟法网越密”的状况改观，多数纠纷由下级层块自我仲裁和调解，无需进入司法程序。

例如，层块委员会对本层块发生的案件先行“初审”（跨层块案件由上一级委员会初审），做出裁决，若当事双方都能接受，便可就地解决，否则由不服的一方继续上诉，才进入正式的司法。这种初审不需要依据法律条文和确凿证据，而是借助类似传统社会的家族长老、乡村士绅、或社区领袖那类的评断因素——即良心、直觉、仁爱，以及个人的经验与智慧，以摆脱法律的繁琐，平衡法律的无情，降低法律成本。这不一定足够专业，但和陪审团的原理类似，是在直接听取当事人的控辩过程中，得出符合情理和良知的直觉判断，可以比法律更简洁地解决问题，且少留后患。

司法无情，只认条文，不论动机，犯法即为有罪。司法过程旷日费时，成本高昂，求助法律者往往不堪承受。只要进入法律程序，这些都无法避免，因为法律若有通融就会动摇根本。而初审可以先在人与法之间加一层缓冲，把动机和结果放在一起考虑。人不该因为无意或偶然犯错成为法定罪人，或是争执双方非得打出你赢我输。不过也不必担心会造成枉法，一方面层块委员会的成员始终在选举者制约下，另一方面初审结果不会被强制接受，不接受者仍可以把法律程序进行到底，因此既不会损害法律的严格，又给合理通情留下了空间。

司法独立性不能太大，亦不能太小。无独立，难免不被社会情绪和行政需要裹挟，则法不成法；完全独立，又易陷入教条，反成为发展障碍。当相应层块的三分之二多数都反对司法官时，便可以认为其独立性超过了合理界限，应该调整。可随时选举司法官，与要求的司法稳定性并不构成矛盾。道理如前面谈选举时所说，随时选举只是一种含而不发的可能，使得当选者每次履责前在头脑中模拟选举，以得到多数的赞成，从而实际发生的选举可能比定期选举还少。

作为公权力，递进自组织随时选举之结果须有法律确认和公示，保证当选者被上级层块接纳，防止冒名顶替或各执一词，这是上级检察官的职责。检察官还负责众权组织纳入公权组织的认定，查证众权组织成员数量，决定其票权，授予其权限等。这些查证对于人工操作而言相当繁复，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则轻而易举。各级检察官的另一职责是检查下级层块的立法，如发现与上级立法相冲突，须要求修改，或起诉法院裁决。

警察应该由行政首长管辖。因为除了执法功能，警察还有大量社会服务和行政服务，不能出现行政首长指挥不灵的情况，因此警察首脑应由相应层块的行政首长任命。不必担心警察成为行政首长的私人工具，一是行政首长受层块随时选举的制约，无法滥用权力；二是层块对任命有否决权，随时可以用二分之一否决将警察局长撤职；三是警察执法还会受到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制衡。

制衡

递进自组织不能只靠人自觉遵守规则，必须考虑人性可能存在的问题。建立足够制约，既让下级有约束上级的能力，也让上级有约束下级的能力。前者保证自由，后者保证秩序，二者不可或缺。

在递进自组织规则中，相应的制约分散于不同条文，不一定能得到凸显，因此不惮重复，这里继续细谈。

递进自组织中，下级约束上级的根本能力在随时选举，但是有些情况未到需要重新选举的地步，如只对当选人的某个决策有异议，并非想更换当选人，便可通过层块表决的方式，只要超过二分之一票权否决，当选人的决策即需废止。

这种否决方式是可以向下延伸的——即层块的下属层块成员也可进行这种表决。例如乡镇长组成的县级层块做出的决策受到村级当选人质疑，县级层块却不为所动时，村级当选人便可相互串联进行表决，全县村级当选人的否决票权若能达到二分之一，县级层块的决策同样要废止。如此可以继续向下延伸，直至全体选民以一人一票进行表决——即公决。

逐层递选的制约能力在没有被实践充分验证前，会担心因为中间隔了层次而使普通选民无法表达对宏观事项的关注，以及不满高层却没有管道施加影响，因此需要为这种担心保留打破隔层的手段。上述方法正是普通民众，包括政党、NGO、在野政客等都可利用的——不管哪个层次，多大范围，只要能在相应范围内动员到二分之一的票权，即可否定该范围最高层块的决策或官员任命。对于进行这种直接介入，今日代议政治的许多手段仍能大显身手。

将公权力横向分割为立法、行政、司法，使其各自独立的分权制衡，在西方政治思想中被认为是保障自由的基石。但分权不是唯一的制衡方式。递进自组织把公权力划分给每个层次的每个层块，使其自治，再把不同的自治体合成更大的自治体。在这种合权过程中，也一样可以产生制衡，我称“合权制衡”——从个人开始，随递进自组织自下而上合成更大的自治体，不断通过协商进行决策和立法，通过随时选举产生“和载体”，既是把自治权合在一起的过程，也是相互进行制衡的过程。递进的层块越高，下属自治体越多，形成的合权制衡也就越强。

如果分权的目的是打破公权力一统，使其不被同一官僚机构肆意滥用，自治是比分权更有效的方式。有多少自治体就有多少分权，比三权的分权更多，同时自治体内又可保持公权力的一体，避免分权所导致的vetocracy，有利于公共服务。

人们会担心，递进自组织的各层块皆自治，能否保证统一管理？会不会出现本位至上，拒绝妥协，不顾全局的情况？其实这种问题代议制也同样存在，事实证明可以解决。相比之下，递进自组织应该解决得更好。一方面有逐层提炼理性的性质（见下章）；另一方面只要成员或成员体寻求合作，便不会一意孤行，否则就得不到合作。

虽然递进自组织也有司法和强力，但是杯葛会作为制约不合作或不守约的主要方式。假设某个“和载体”拒不执行上级法律和决策，并受到选举其的层块支持，其他层块可联合起来对其进行杯葛。因为上级法律和决策是自下而上做出的，该层块拒绝的便不是上级，而是其他层块。这是其他层块对其联合杯葛的正当性所在。递进自组织的机制容易实现联合杯葛。任何层块遭遇联合杯葛，造成的困境会远大于其接受上级法律和决策带来的暂时不爽。如果其继续坚持对抗，最终亦可以将其逐出共同体。

被逐出者（或自动退出者）可以加入接受其的共同体，也可和其他志同道合者组建新共同体。递进自组织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但也不排除个别人无论如何无法合作，总是冲动行事、甚至蓄谋犯罪；或是有些情况不允许用逐出方式解决，如国家不会将某块地域连同其上拒绝合作的共同体逐出。但如同任何民主国家对此类情况都有相应手段一样，递进自组织社会也会有防止犯罪的机构，以及军队警察等作为守护法律和秩序的最终手段，同时会像任何民主国家那样受到不可滥用强力的制约。

关于僵局

这是对递进自组织可行性的主要担心之一。以三分之二决选举和决策，需要很高的共识度，否则会陷入选不出人或做不出决策的僵局。美国民主党曾实行党代表大会以三分之二多数提名总统候选人，最多时经过103轮投票才得到结果，最终不得不改为简单多数提名。而递进自组织的僵局不仅在于一个环节，假设某乡镇有十个村，其中四个村陷入选举僵局导致村长空缺，其他六个村的村长达不到乡镇层块的三分之二，就无法选举乡镇长，乡镇行政管理随之瘫痪。这种僵局可以不断向上延伸，推而广之，整个递进自组织公权体系都可能因此瘫痪。如果采用任期制，想方设法过一次关至少能维持几年。递进自组织的随时选举则意味僵局和瘫痪随时可能发生。“坚定少数派” 即使不能达到自己目的，只要能过三分之一，就可以在面对无穷议题的过程中随时行使否决权，通过造成上述之连锁瘫痪使体制停摆，让自己反对的对象不能上任，或让反对的事项无法进行。

这种担心当然有道理。但是“坚定少数派”在递进自组织中不会成为常态。既然基层层块是自由组合，总处于反对状态并且不妥协的人就不会进入组合，而是去加入其不反对的组合。自由组合当然也会出现不同意见，但基本状态是共识与合作，各方会有妥协心（否则组合解散）。少数派即使对最后结果仍未满意，身处长期合作的共同体，知道让步会在自己下次成为多数派时得到补偿，明白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对每个成员都有好处。

同样道理也适用于上级层块。其成员为下级层块当选人，会较少带入个人意气，更为理性、知道分寸和善于交易（包括妥协）。而层块规模限制在充分直接沟通的范围，比起美国民主党代表大会那种难以沟通的规模，取得共识更是容易得多。

公权组织的上级层块一般不能自由组合，如乡镇不能退出此县加入彼县。当多数乡镇决定把垃圾场建到某处，周围乡镇的当选人在本地民众群情激奋的要求下坚决不同意，形成「坚定少数派」的情况可能发生，垃圾场因此无法建设。但这未见得是坏事。试想在超过三分之一的反对时，以二分之一决强行通过强制执行是否就好？三分之一强的反对即使一时被压制，矛盾仍在。实行二分之一决将会不断制造和积累这种矛盾，直到积重难返。三分之二决的基本理念在于共识度不达到相当程度，宁可议而不决，修改方案，寻求进一步妥协，也不要压下矛盾换得的效率。民主决策从来不会比专制决策的效率高，却正是民主的优越所在。好的议题被耽搁没什么了不得，好事不怕晚。即使是紧急事务，耽搁了地球也照转。如果真是不能延误的情况，大家都会受伤害，相信在可以充分沟通的范围内，理性一定能找到超过三分之二共识的合适决策。

共同体内若是产生了无论如何不能化解的反对派，持续僵持，阵营固化，如支持同性婚姻和反对同性婚姻，或不同民族的群体，那就说明共同体应该分家，各过各的。递进自组织为这种分离提供相应的机制。

有些观点分歧是大规模人群面对宏观问题时产生的，往往出于偏见与局限的数量求和。加上常人对宏观问题的表态往往无需承担直接责任，因而不认真思考，容易跟着感觉随波逐流。而处于经验范围则会不一样，如笼统而言时强烈反对同性婚姻的人，面对熟人的同性婚姻会变得宽容，至少不那么极端。递进自组织会把这种经验范围的宽容聚合为总体的更宽容，而把数量迭加的不宽容隔离在决策之外。

通过协商总能找出解决僵局之道，之所以追求民主就因秉持这种信心。当然还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例如选举进入无法产生三分之二多数的僵局时，可以让选举者按优先选择对候选人排序，统计所有选举者的排序，将总排序最高的前几人再由选举者排序，反复淘汰后，直到产生三分之二多数。如果一直无人超过三分之二，可以让得票最多者为代理人。代理人行使职能有限，日常决策不可全权，需本层块其他成员共同参与。如果代理人表现好，不久会通过三分之二，或是在层块集体行政过程中有新人展露头角，逐步得到超过三分之二的信任。

另外一种可采取的措施是，因为代表性不够，代理人在上级层块的表决票权将被减少一半。这对该层块的总体利益是不利的，因此可以起到促使放弃僵持、尽快以三分之二多数选出正式当选人的作用。

上面说的措施只是举例，为的是说明可以设想各种制度安排避免僵局和瘫痪。具体细节现在不必太追究，当递进自组织的机制开始运转，会逐步形成最佳方式。

至于对政治极化的担心——有人就是为反对而反对，甚至把在政治领域兴风作浪当作人生意义和乐趣，千方百计制造冲突——那本是二元社会产生的怪胎，为争夺私有权力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极权社会的宫廷斗争、阶级斗争，还是代议制的政党竞争，或是精英主导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都以斗争为本，整人搞事的政客和相应的政治文化便是在这种土壤上生长的。在递进自组织社会，“纸牌屋”式的政治技巧将失去用武之地。当不再有私有权力供其追逐，职业政客也会失去动力。届时现实不满有管道释放，历史恩怨会随时间淡出，二元社会看似与生俱来的政治本性亦将自我消失。

4. 先例与教训

人类学描述定居社会的父系群，往往由数位已成为祖父的堂兄弟各率数个核心家庭构成，群的人数恰好接近邓巴数（Dunbar’s number）。而数个这种父系群的家长，又可以进一步组成合作联盟，使规模扩大到数百人。这时超出邓巴数的下级成员发生冲突时，由双方家长解决，或提交家长会议裁断。递进地增加这种层级，让每一级都保持在邓巴数内，形成的多级宗族组织可达到数千或上万人规模。

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自下而上递进结构是八百年前的《成吉思汗法典》第二十三条——“军队编组实行十进制……十人推举十夫长，十夫长推举百夫长，百夫长推举千夫长”。成吉思汗并非真搞民主，他只在军队实行这种自下而上的逐层递选，但其军队无敌天下，可看出效用。

历史上寻求直接参与的民主尝试，基本都采用分层递进结构。阿伦特列举法国革命的革命协会，1871年的巴黎公社，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苏维埃， 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评议会，都有与递进自组织相似的特征: 一是自发形成（自组织）而非由政治家创建；二是通过协商达成秩序；三是直接面对面交流的小型组织；四是低层委员会推举代表参加上一级委员会，形成金字塔式逐层推举的结构。阿伦特总结的上述特征并未都得到实现，往往只是略显萌芽，或停留于理念。但这并没有妨碍阿伦特从中看出小型委员会逐层递进取代国家，最终达至世界联邦的前景。

要回答的是：为什么历史上的递进组织结构没有成为普及的民主形式，反而会被专制权力利用（如苏维埃制度和中国的人大制度）？递进自组织与那些递进结构的不同在哪里？

——关键在于“层块规模不大于层块所有成员皆可充分直接沟通的限度” （递进自组织规则一）。 在组织发展期间。人数增加总是令人鼓舞的，似乎越多越好，但若不能有意识地及时通过裂变和分层限制层块规模，一超出可充分沟通的限度，前面讲过的主持人、权组织、二元结构等都会出现。

基层层块是递进自组织的起点，其能否保持自组织性质，决定递进自组织能否真正形成。然而以往不看重基层，注意力都在高层。如同原始数据有问题，后面的运算再严谨也不会真实。若不能自觉将基层规模限制在可充分直接沟通的范围，对当选者的制约即失效。其参与上级层块便不依从共同体意志而依从其个人意志，权与民的断裂也就发生，后面的递进皆会脱离自组织，成为权组织活动。民众仍然是无权的。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都是这样的轨迹。

事实上，无论在民间社会还是在互联网空间，第一级自组织总会不断自发产生，但始终未能让自组织突破到第二层，原因就是没有自觉限制规模，没有适时地通过裂变形成分层。而一旦超出了能够充分直接沟通的规模，就会被主持者掌控，成为其个人领地，演变为权组织加被组织的二元结构。

从马克思到列宁，都强调新政权随时以选举撤换公职人员，或随时召回苏维埃代表，却有名无实，原因也在于规模。当成员之间已经无法充分沟通，就不可能自发串联进行重新选举或做出召回决定。控制权在主持人手中，即便“随时召回”当年被冠冕堂皇地写进了苏联宪法，也只是无意义的文字。只有始终保证所有成员无需主持即可充分沟通，“随时”才可能成为真实。

明白这些，就会清楚为什么中国人大制度形式上与递进自组织貌似，实质却全然不同。其规定乡级和县级直接选举人大代表，恰是把层块置于无法沟通的规模。乡镇通常几万人，县则几十万到上百万人，这种规模切断了民众对权力的沟通。而后面的逐层递选——市级和省级人大代表由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由省级人大代表选举；人大常委会由全国人大选举……同样也被当局用规模切断直接沟通。如各省市区的人大代表少则四、五百人，多则八、九百人，全国人大代表更是近三千人（2016年为2943名）。每年代表们从不同地方临时聚集开几天会，五年一次选举，加上不许串联的纪律，人大成为橡皮图章和表决傀儡一点也不奇怪。专制政权以选举制造合法性假象，主要就是利用规模。中国人大制度典型地展示了阿伦特所推崇的递进组织结构如何被搞成南辕北辙。

破解不在抛弃递进组织结构，而是要抓住其本来应有之义——把每一层块都限制在可以充分直接沟通的规模。

第十一章  当权民一体

【本章提要：递进自组织让权力从统治回归沟通，实现逐层提炼理性的“递进自治—递进联邦”。】

1. 权力回归沟通

递进自组织既是向量求和的结构，又是权力实施的结构，两个结构合在一起，自下而上的选举一直到顶，逐层向下的负责一直到底。这样的结构没有断裂，不存在有权和无权二元，权力包含于每个层块，权力源头出自民众。

消除权力与无权的分离， 权力就不再是民众之上的统治力量，而是民众对日常信息的自我处理。递进自组织的结构看上去和权力结构依然形似，但权力结构本来就是被窃取的间接沟通结构，二者的区别在于权力源头在上还是在下，决定了一个是统治结构，一个是沟通结构。

权力原本是实现沟通的结构和工具，却被异化成统治民众并与民众对立的权力元。金字塔尖的当权者以个人意志行使权力，即使正好与社会意志“吻合”而使社会意志得到体现，权力也是其私有。递进自组织的当权者作为“和载体”，只能以其承载的共同体意志或社会意志行使权力，才是权力不再私有的标志，使权力重归其原本应有之义。

第八章提出的问题——“能否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让‘社会意志’无需通过‘压力’和‘强力’，无滞后地随时实现？”——答案就是递进自组织，通过层层向量求和，以“和载体”取代权力意志，就不再有权力意志对社会意志的扭曲，社会意志得以随时自我实现，也就不再需要用压力或强力去调整、更新权力。

2. 真正by the people

民主是当今的政治正确。然而真心相信民主的人并不像口头相信的那么多。对于精英，民主往往只被作为反对专制的合法性来源，却非可靠的政治方式。世界仍然只能由精英领导，民主必须由精英代议，人民的作用只是在选举日进行授权，其他时间仍然接受统治。不能说是精英存心架空民主，也不能怪他们认定人民缺乏参与民主的意愿和能力，有递进自组织之前，的确没有其他方法实现真正的民主。

递进自组织的当选者和代议制的当选者，区别在于前者不是“代理人”，而是“和载体”。“和载体”与“代理人”不一样。“代理人”以其个人意志行事，虽然当选与否由选民决定，需要迎合选民，但由于选举规模超出经验范围，且只能定期选举，选民既难以准确判断其是否真正符合社会意志，亦不能及时对其制约，反而还可能受其对数量和的操纵。“和载体”则是“向量和”的体现者和执行者，受经验范围的随时选举制约，任何时候都得按照“向量和”行事，因此不再是“代议”，而是对共同体意志（最终达至社会意志）的直接表达。

林肯的“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孙中山采纳的“民有、民治、民享”之翻译广为人知，但不如胡适译的“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为之政府”清楚），其中关键在于by the people。只要做到by the people，of the people和for the people都会自然而然地应验。但问题在如何by the people？如果民众无法“自操”政府，by the people被收缩到单一的“民选”， 政府就由当选者操持，弊病和变异随之而来。尤其在当选者有能力将“民选”掏空变质时，“民有”和“民享”就会变为“官有”和“官享”，因此民众能否自操权力实为核心所在，绝非有了选举就可万事大吉。

这当然是难题，人民如何可能操持政府？对此需要把政府理解为公权力——二元社会的公权力是被抽离出来，合在一起，便只能由政府官员操持；递进自组织的公权力分散在每个层块，在层块内由本层块成员自我操持；对更大范围的公权力，则推选「和载体」在上级层块共同操持。整个社会的公权力相当于所有层块的公权力之和，由分布在所有层块的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担，即是by the people。

因此，by the people一定是人民自治，而非所谓的人民统治。人民统治需要人民是一体，那只能是名义的，实际上由号称代表人民的实体——或是独裁者，或是党和政府，或是代议机构，总之不是人民——进行统治。如同当年在面对苏联文化部长以人民名义做出谴责时，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俄文：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反诘：“人民！人民！您好象是从自己的裤子里掏出来的。”人民自治只能自下而上，从小的自治一步步扩大联合。以往认为宏观的政治民主是其他民主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社区、村庄等微观民主是次级的。而从自治角度出发，微观组成宏观，政治民主由自下而上的团体民主构成，团体民主才是政治民主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递进自组织本身就是一种参与，由参与而形成组织。覆盖整个社会的公权组织实行递进自组织，便相当于全民参与政府。过去认为全民参与政府只是煽情空想，顶多举行偶尔为之的数量求和公决。但递进自组织让全民参与政府变成现实。那不像公决是所有人对同一问题表态，而是每人只参与自己所属的层块，所有人的参与通过递进自组织的结构形成向量和。

不错，很多人对参与政治和公共议题没兴趣，只关注私域的快乐。但这不能成为质疑递进自组织的理由。代议制才需要人们关注政治和公共议题，递进自组织要民众关注的恰恰是私域与快乐，解决近在身边的问题，然后由“和载体”进行后面的向量求和。

很多情况下，递进自组织中的参与看上去是无形的，不需要开会讨论，没有投票表决，共同体成员各干各的，似乎都是由当选者任意做主。然而人们时刻在参与，只不过参与方式是通过当选者的默契。随时选举的制约使当选者每次做主都要在头脑中模拟向量求和，经验范围使其能准确了解每个成员的要求和反馈，也能让所有成员时刻了解当选者的作为。正是这种关系决定了看似当选者做主，实际真正在决定的却是各行其事的全体成员，当选者是通过默契在追随他们。

所谓民主和参与，并不总得显露在外。如果当选者的作为都恰到好处，其他人何必多费心？看在眼里，乐在心中即可。但是任何偏差都逃不过经验范围的敏锐感知，人们随时能出手，且能立竿见影就够了。递进自组织的基层不是最小的权力。衡量权力大小首先看任免和服从关系。在权力序列中能随时进行任免和必须被服从的源头便是最高权力。递进自组织的基层层块正是这种源头，因此最高权力属于所有的基层参与者——也就是亿万个人组成的人民。

3. 积极自由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在有权无权被分为二元时存在的分别。消极自由是为保护无权者不受权力侵犯而给权力划定界限；积极自由则要权力按照道德和正义为无权者提供权利。积极自由往往被权力拿来当作侵犯自由的口实，消极自由相比之下对自由有更好的保护。然而今日人类紧密相关，每个行为都可能影响他人。当自家锅灶都跟大气污染或气候变暖有关，因而涉及道德或违法时，几乎没有什么能免于干涉和被干涉。消极自由的空间不断缩减，仅靠消极自由不能解决生态、资源及全球化一类的问题。当发现人类自由不能没有节制、甚至还需加强节制时，重要的已不是坚守消极自由，而是勇于面对积极自由，并确保其不成为权力压缩自由的口实。

自由与节制是不可分的，可以说没有节制就没有自由。这种节制主要并非从外部施加。完整的个人意志不是某个异想天开的想法，而是人自身针对各种事物的个别意志的自我求和。那种求和过程虽不外露，却时刻在进行中。所谓的斟酌，瞻前顾后，左右思量，上下求索等都是对这种求和的形容。其中充满了“舍”和“得”的衡量。而“舍得”正是典型的节制，完全出自个体自我的决定，因此是自由的节制。没有“舍”便没有“得”，也说明了 “舍”的节制给予“得”的自由，二者相辅相成。

个人节制是在与他人互动中形成的，包含着对他人同样节制的期待。所有这类个人节制与期待形成的向量和，即为社会意志的节制。递进自组织可以运行并掌控这种向量求和，再施加给社会成员，形成对每个人的外部节制。这种外部节制不是由某个力量或法律施加，而是在递进自组织的自由组合、充分协商、委员会表决，随时选举等机制的作用下自发地施加，保证对每个人的公平。

如果把公平正义视为平等的节制，积极自由在相当程度上便成为如何把握节制的问题。正义不能是目标，而应是机制——即“会产生秩序的规则”；不能由有形的铁腕推行，而应由无形之手运作。动听的宏大概念往往落入相反结果，问题在于那些概念无法由当事的个体自我操作，只能被有形之手把持。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希特勒来自卢梭，是因为卢梭主张“迫使自由”，却没有提供防止以公意名义滥用权力的措施，没有给个人防御集体压迫的能力，这种积极自由便会必然地投奔奴役。而递进自组织以向量求和达成社会意志，不是“迫使自由”，而是以无形之手达成平等的节制。递进自组织消除有权无权之分，当不再有权力，自由便不会被窃取。当公平正义是由无形之手实现，滥用权力或肆意扩张也不再必然成为积极自由的产物。

不过递进自组织社会仍可汲取消极自由的精神，基于普世价值制定一个经全民二分之一以上赞成（通过或修正）、同时经递进自组织最高层块一致赞成的人权宪章，作为与递进自组织规则并立的、高于其他所有法律的根本法，用以确保个人的基本自由。

4. 提炼理性

有人说由“庸众”推举“精英”是代议制的悖论。当选举规模远大于选民的经验范围，选民既不能真正了解竞选者，也无法把握领导人应具备的素质。无知可以作为数量相加，但是再多无知也相加不成智慧，智慧却因向量的方向不同无法以数量相加，结果单看都是聪明人，结为群体却成了愚蠢，道理就在这里。

然而，偏见和局限是相对的。一个公司经理考虑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免不了局限，考虑其公司事务却最全面。农民谈外交政策肯定是瞎说，但再权威的学者也不如他们对本村事务了解。当今世界分为越来越难跨界的多种专业和领域，让人们不可能得到针对共同事务的同等智慧与参与能力。哪怕给他们再多的平等教育与闲暇时间，也做不到人人成为万事通的全才。当民众在代议制中选举总统或议员，当然只能从国民经济或外交关系而不能从公司或本村事务做判断，落入偏见和局限毫不奇怪，整体则会相加成无知之和。

其实，置身大规模社会的个人有局限偏见再正常不过，没有理由要求人人胸有全局。但是局限和偏见若以数量求和，便被迭加成愈发局限的「深井」， 局限程度与规模成正比。规模越大，对权力的压力越大。选举的意义本在择优，在普选中追求数量和的当选者却明知民众是错也得迎合，否则就会被其他操纵数量和的竞争对手超越。权力顺应那种压力对社会不利，也与社会意志的长远目标相违。局限和偏见看似来自民众，却不是社会意志，而是被「数量求和结构」强加于民众的。

解决大众局限不在把每个人都提高到可以把握全局，那永远无法指望，只能用向量求和取代数量求和。那首先要让人们在自己有智慧的领域从事民主，而不是非把他们推到无知领域去从事民主。递进自组织把层块限定在经验范围也是出于此种考虑。对经验范围内的事务，常人无需特殊教育皆能胜任，局限和偏见降到最低。其实全局与局限并不矛盾，全局正是由局限组成，处于不同局部的人视角也一定不同，提炼社会理性就是把所有的局限以向量求和拼接成全局而消除局限，把不同角度的偏见综合在一起而成为正见。

这种方法适用处于同一层块的个人，也适用处于同一层块的“和载体”。递进自组织的上级层块由下级层块组成，每个层块的自我利益和立场即相当于各自的局限与偏见，向量求和将这些局限和偏见逐层拼接为全局和正见，层层递进，达成整个社会的全局与正见。

逐层递进是提炼理性的过程。有两个性质始终伴随：一是各层块选举者与当选者位置接近，素质差距不大；二是当选者在本层块相对出众，主持层块全局也会使其眼光更为全面。前一性质决定了层块内部容易达成共识，选举者不会以偏见和局限约束当选者。后一性质决定了由当选者组成的上级层块可进一步提升理性。每递进一层，选举人和当选人的全局意识便提升一层，眼光更远，责任更大，形成一层托举一层的理性阶梯。

同时，递进自组织还有一种有助形成理性的机制，我称为“隔层保护”——逐层递选在高层与基层之间加入隔层，层次越高隔层越多。不由基层直接选举的高层当选者不直接承受基层压力，要迎合的只是本层块，其决策即使与基层的“数量和”不一致，只要有本层块的支持，间隔层次就保护其免于逢迎大众。这是递进自组织随层次递升理性程度不断提高的原因之一。

社会意志的压力出自社会成员个人意志的“向量和”，大众偏见与局限的压力则是出自“数量和”。之所以在递进自组织中向量和能够矫正数量和，靠的就是隔层。隔层把每人局限只限于其所处局部，把每人权力仅限于经验范围，从而保证了数量和不会压倒向量和。

即使在同一层块，因为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选举替换在任的当选者，当选者便可以在不同意见超过半数但尚未达到三分之二时，继续坚持其认为正确的选择。这一点亦有助于提炼理性。如果不久便能验证其选择是正确的，便会重新得到多数支持并得到更大信任；若不能证明正确，反对票便会增加到超过三分之二，使其放弃坚持或被罢免。

向量求和不会让单一的偏激压倒全面和长远的平衡，这种意义上的暂时“违背多数”不但可取，而且必要。但是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递进自组织的每一层都可以有效约束上层，为什么约束结果只是提炼理性，却不会叠加大众的局限呢？一方面说当选者只作为“和载体”忠实地追随共同体意志，另一方面又说当选者有能力并有必要在某些问题上违背基层多数，这中间有没有矛盾？

其实，被违背的多数不是向量和，而是数量和——正因为当选者始终是「和载体」，当数量和与向量和不一致时，出于保证向量和，就必须违背数量和。例如得和舍一定是并存的，但是只要没理清，人们往往就只想得而拒绝舍。迭加为数量和，就成了貌似大众的意见。然而不舍不会有得，向量和的选择一定把舍和得放在一起，想得就必须舍。所以，递进自组织的高层决策与大众意见不同，其实只是求出了向量和与尚未求出向量和之间的区别。

可以放心的是，到底什么是向量和，不由高层当选者自己说了算，不会像“人民”概念那样可以信手拈来，任意冒用，而是在递进自组织的逐层求和过程中形成。

5. 递进自治—递进联邦

真正的自治只能是直接民主。但受制于充分直接沟通的限度，直接民主无法在大规模人群中实现，所以萨托利（G. Sartori）断言“马克思用自治代替政府的政治设计，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可能实现”。 萨托利提出的公式是“可以得到的自治强度和所要求的自治广度成反比；可能的自治强度同所要求的自治的持续性成反比”（《民主新论》）。而递进自组织恰恰是用自治代替政府。当全民都纳入公权递进自组织，可视为是一种“递进自治”社会，既是自治，亦是政府，自治广度可以无限扩大，自治强度却不减弱，且能一直保持。

自治体之间的结合可以被视为联邦关系，因此递进自组织也是一种“递进联邦”。这种“递进自治—递进联邦”中的每个层块，一身兼具几种状态——自身是自治体，对上是组成上级联邦的成员体。对下则是由下级层块组成的联邦体（基层层块可视为由成员个人组成的联邦体）。

随着全球一体化，人类越发结为命运共同体，总有一天需要构建覆盖全球的超级联邦。面对那种管理重负，唯有层层自治取代统治，把管理分散于各个自治体自我消化。自治的基本冲动导致每个层块会将决策和管理权尽多留给自己。因此联邦怎样扩展都不会达到管理能力的极限。各国中央政府担负的国防和外交职责，也会随着世界大同逐步减少以致消失。

愿意保持主权独立的人不必担心，递进自组织的本质是多核心，不但不会追求大一统，且正是让主权分散到所有社会成员， 将“主权在民”的口号变成现实。从“递进自治—递进联邦”角度，“独立”还是“统一”的问题不再值得看重。递进阶梯上的每层联邦只是下层高度自治的成员体出于需要进行的联合，所谓“独立”就是自治，所谓“统一”就是联邦。 “独立”和“统一”不过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

至于递进自组织何时突破国家范围，进入国际秩序，眼下只能当作科幻小说。人类总体是否能解决国家、民族、宗教、历史文化、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差异而实现向量求和，似乎连最大的想象力都不敢触碰。不过回头看人类的全球化，哥伦布以来的五百年超越以往几万年，未来的加速只会更疯狂。如何保护地球，开发宇宙，控制科技，摆平族群……没有全球秩序的整合不可能应对得了。我在2000年开始动笔写的《有托邦》一书，正是把「递进自治—递进联邦」当作解决方案。

第十二章  实现超越

【本章提要：递进自组织可以解决代议制难以解决的Vetocracy、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

1. 合作的政治

政治长久以来被认为无良无德、遭人厌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党争。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毁于党争；从卢梭到联邦党人都把防止派系争斗当作前提；精英对民主的恐惧和厌恶一大半也是因为分裂与冲突。麦迪逊（James Madison）认为“党争的原因无法排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方法才能求得解决”——共和、宪政、代议、分权、法治等都是用来“控制其结果”的，但是至今并不理想。Vetocracy是升级的党争，同时带来的是陷入低效与无执行力的政治衰败。看来从根源解决问题，还是得靠排除党争原因。但是真如麦迪逊所说，党争的原因在于人性，因而无法排除吗？

从人类学家描述的上古图景中看到，当人处身于不同规模的人群时，显现的人性并不一样。人在小规模群体内彼此是合作的，在不同群体间则相互杀戮。应该说二者皆为人性，是不同规模导致的沟通充分与否，决定了人性展现出不同的面向。

先排除生存资源的影响。如果资源紧缺到不能同时生存，哪怕只有两人也会互相争夺。但今日生产力已可满足所有人的生存，因此本文只从沟通角度看党争原因。

现实人类组织皆会自然地围绕充分直接沟通的限度划分单元。如果一个单元的人数超过限度，就会有“派”、“伙”一类无形单元出现。“拉帮结伙”并非出自人们常说的窝里斗劣根性，在超出充分直接沟通的限度时，人们有“亲”有“疏”——即有的人之间沟通充分，有的人之间沟通不充分——再正常不过，是帮派产生的最初基础。

如果这种自然产生的帮派之间没有明确规则和机制协调，全凭自发互动，轨迹和结果可想而知——为了追求本帮派意志或利益的最大实现，必须压倒其他帮派。扩张、吞并或消灭对方的争斗逐步升级，不义和暴力自然随之而来。扩大到社会也同样，当缺少一种能让社会成员充分沟通的结构，亲疏之分的圈子便会在历史演进中生成各种团伙、党派、族群……争斗不断扩大，变成世界不安的根源。

对此解决分两条路径，一是《联邦党人文集》指出的，让规模变得更大，以产生更多元的力量形成相互牵制—— 「党派的种类较多，能更好地防止一个党派在数量上超过其他党派而且压迫它们」（麦迪逊）。然而这种方法不是解决党争，只是避免一党独大，结果往往形成两党轮流执政。若两党针锋相对，照样撕裂社会。

另一条路径是从缩小规模入手，如递进自组织，保证所有层块内部实现充分直接沟通，而在层块之间建立规则明确的协商机制，再把机制扩大和覆盖到整体。

生活中，可以充分直接沟通的熟人圈内往往互助互让，古道热肠，面对缺乏沟通的外部便冷漠计较，争执不已。这和上古时代人群规模不同所显现的人性差异相似。递进自组织要求基层层块进行自由组合且可自由脱离，就是为了排除基层层块内部的派系之争，容易达成高共识度的向量求和，维持亲和，相当于从源头排除产生党争的原因。

自由组合也可视为是一种派系。组织结构中的单元有各自的本位和利益，与派系有相似处。但这不是问题。按规则形成的共同体相互之间按规则为各自的利益进行协商，正是民主的过程。党争是为己方利益损害对方利益，递进自组织的机制却非零和，也不提供损人利己的可能。递进自组织的每个层块之所以要形成自组织，是为合作而非为竞争。在这种结构中，合作的好处惠及每个成员体，僵局的坏处也殃及每个成员体。其中没有谁能从滥用vetocracy得到好处。每一层块的成员皆为下级层块的当选者，其故意制造vetocracy的僵局将不会得到其选举者支持。因为选举其的并非是轻易受政客蒙骗的大众，而是与其素质接近，经验得以延伸，能准确判断利弊的同层块成员。他们要的不是发泄情绪而是解决问题，并且可以用随时选举将当选者更换。

递进自组织将改变有史以来的竞争政治，转为合作政治。政治从此不再是谎言、背叛、勾心斗角和阴谋诡计的代词，而须是诚信、忠实和道德的典范。在转型阶段，历史遗留的矛盾、怨怼、积习等无疑不会立刻消失，但是递进自组织的自动调节机制会逐步将其化解，最终形成新的政治文化。

2. 告别民族主义

普通社会成员对宏观事物的认知和判断往往要依赖精英。民族主义是精英以自身意志主导的一种数量求和。精英给民众提供的民族问题认知，在大规模范围进行数量求和而成为民众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看似属于民众，其实出自精英。然而民众只有在面对宏观的数量求和结构中，才用精英构建的民族主义看待民族关系，只要离开数量求和结构，回到个人生活，民众便会摆脱精英的主导，也会告别民族主义。

在递进自组织的层块中，个人意志主要针对具体事务，从自身现实去感受和判断所处的社会局部，而不会用宏观概念笼统地套用。因此民族属性只有在发生了关乎自身的民族冲突和文化冲突时才会凸显，否则只是背景，不需要民族主义。而民族不会因为没有主义就不存在。当民族成员的个人意志不依赖精英，而是通过递进自组织向量求和为民族意志时，体现的民族特色反而更真实，同时能更准确地表达民族诉求和把握民族关系。

这种向量求和形成的民族意志与出自精英的民族主义有很大差别。民族问题作为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组成部分，其中的共同人性高于不同的民族性。民族意志更主要的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而不是纠缠于民族主义的对立和统独之争。

递进自组织的当选者作为“和载体”，其选举者首先关注的是本层块利益，而非民族问题，会使其决策行事无需从民族角度出发。即使在单一民族聚居区，因为是逐层递选，不需要靠煽动大众情感争取选票。递进自组织的“议”、“行”合一使“议”必须与“行”一致并经受检验，不像代议制那样容易空口许诺或道德绑架，因此精英激化民族主义的动力会减少很多。而“隔层保护”又能使得当选者不受来自基层数量和的压力，敢于直面民族冲突的不利和危险，理智行事，主动抑制民族主义。

对于少数民族，这种理性不仅是因为与多数民族对抗的代价太大而不得已，更是因为递进自组织已经能够充分保证少数民族的权益。多数民族既然是多数，一定具有对少数民族的优势。递进自组织却是把人群分为多层、多个自治体，而非民族。任何自治体都是寻求自身利益，而非自身之外的宏观目标。递进自组织由此相当于对民族进行了分化，以众多相互对等的自治体取代了民族，从而改变了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优势。

人口流动的现代社会往往形成不同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即同一地区并存不同的民族，生活社区却是按民族聚居，相互交错。这种状态容易出现民族矛盾。尤其在外来多数民族的人口超过原住民时，实行代议制会造成原住民的弱势甚至边缘化，导致矛盾进一步加深；民族同化政策则矛盾会更加激化。而在递进自组织中，“小聚居”的社区可以充分自治，延续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成员，充分发扬异质性； “大杂居”的不同民族自治体则相互平等，由各自的“和载体”在具备更高理性和妥协性的高层块进行协作。

那时，不同自治体之间的分歧将主要不是因为民族，而是利益，相互关系也更多从利益定位。既然同一层块内的每个自治体对于整体决策的形成都是影响要素，彼此便不会把民族属性放在前，而是从影响决策的角度尽量拉拢对方，以有助于通过自己属意的决策。

其实，对少数民族更有利的不是把自己抬升到与多数民族一对一的位置，那只会使其少数变得更为不利，而是利用递进自组织把多数民族分割为诸多自治体，进行“合纵连横”。同样道理，递进自组织中的多数民族也不用担心少数民族联合在一起进行分裂，因为少数民族也被分化为多个自治体，分别追求各自利益而非宏观的民族理念。因此无论对哪边，递进自组织都有利于解决民族问题。

理论上，实现公平是解决民族矛盾的根本。然而公平是一种主观判断，究竟什么算公平？由谁判断？立场不一致的判断可以截然相反，拿出再多例证也难说服彼此。如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民族之间的公平也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那就是所有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现实的复杂与多变，决定了公平与否不能出自任何外在的判断，只能以程序正义的方式形成当事人的共识。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既是程序又是目的，在这种程序中得到的求和结果也一定公平。因为不达公平，向量求和的各个环节就不会通过。由此可说，向量求和的程序所包含的正义价值就是向量求和本身，与其他的程序正义不要求实质正义不同，向量求和的程序正义本身就是实质正义。

3. 摆脱消费主义

认为多数人追求消费，就断定社会意志只能是消费主义的——那是数量求和的思维。人的完整意志除了追求消费，还有对环境、生态、安逸、审美等方面的多种追求，以及对自己和家庭的长远愿景。例如在经验范围，人们尽管有欲望，但懂得量入为出，不浪费，有储备，打扫卫生，房间空气要新鲜，宁愿花钱喝干净水，前院种花，屋后种树……对此无人强迫，完全自由，正是在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日常操持中，自我节制保护生态的各种因素都有。谁家水缸被他人撒尿，一定不会容忍。对人们在经验范围的这种明智、节制和守护进行向量求和，形成的社会意志一定不是消费主义的无尽索取，而会是善待地球和考虑后代的。

代议制把人放在关系疏远且作用渺小的宏大规模中，转化成同质的数量进行求和。面对宏观事物，个人过于渺小，无论是破坏还是保护，作用似乎都可忽略不计，利害也无足轻重。有人往太平洋撒尿，自己能被污染多少？挺身阻止而发生争执是否值得？对于个人，自我是完整的“一”，在代议制中是百万千万分之一。当民主对个人进行简化，个人也会对民主进行简化——对自身而言百分之百的事放在前，百万千万分之一的事放在后。从计算成本与效益的理性角度，搭便车是个人面对宏观公共事务的最好选择，结果却会让社会整体趋向无所作为的纳什均衡。

因此，建立社会的自我节制，首先需要把数量求和结构变成向量求和结构。让个人从经验范围做起，即把交给个人负责的问题放进类似自家水缸的范围。水缸对世界虽再小不过，对靠它吃水的人却是全局，一定精心守护，不容污染；再通过逐层向量求和，把每人对自家水缸的守护聚合成对村庄水井的保护，扩展到对地域河流的保护，最终汇集成人类对大洋大海的保护。

以往的历史进步一直是推动自由和解放。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资源逐步匮乏的今天和未来，仅靠自由和解放不能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必须对无度扩张进行节制。环保人士的呼吁，心灵教育，少扔一些垃圾多保护一些鸟，不足以消除生态危机的前景。呼吁科学家尊重伦理也阻挡不住人类科技发展可能制造的灾难。根本解决只能是建立人类社会的全面节制。那节制当然不能出自老大哥的铁腕，而是递进自组织提炼的理性——随着递进自组织每上升一层，选举人和当选人理性更强一分。这种递进「提炼」形成的社会意志才会把保护地球家园和人类安全放在首位。那时即使普通民众尚未感受气候变化的直接危害，科技似乎只带来利益未造成灾难，递进自组织的高层也敢于实施抑制生产和消费的政策，划定科技不得逾越的禁区。隔层保护使他们不怕「得罪」大众， 那不是出于专制，而是向量之和优先于数量之和——唯有这种机制才能摆脱以往的两难，做到既有自由又有节制，让生态主义从口号变成价值体系，从哲学变成全民实践的生活方式。

节制须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平等节制。具体的节制是什么，现在无法预见。递进自组织不会主动追求结果平等，但因为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意志是等值的，对等值的向量求和会导致整个社会趋向平等。那种平等并非是事先确定的目标，而是自然达到的结果。这必然涉及财富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会引起对“计划”再现的担心——毕竟节制、平等、正义的概念似乎都有计划的基因。然而无需对计划闻之变色。现实世界中比比皆是计划。计划在本质上是一种沟通，自由市场一样存在种种计划。对计划不信任的理由主要在于单中心不可能准确模拟市场，无法形成合理的价格成本体系，从而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什么都不会比覆盖整个社会的递进自组织有更多中心，其无所不知，因为需要知道的正是其自身，全部资讯也产生于其自身。由所有社会成员组成的感应系统不存在任何死角，没有比其更充分的信息来源和处理能力，加上信息时代的互联网和物联网，形成的计划完全可能比市场更有效地配置资源。

举例，交通的自发秩序是行车者根据经验和行车所见各自选择路线的结果，却仍会有的路塞车，有的路空闲。当所有车的数据被车联网联在一起，电脑系统根据每辆车设定的导航目标和即时方位、速度等，随时算出会在什么时间和路段形成拥堵，据此调整交通灯时间长短和潮汐车道数量，同时给行车者分别规划更快捷的路线，将车辆平均分散于各条道路。这种计画的秩序既优于自发秩序，却对自由没有任何妨碍，只让人更加自由——此例说明即使被广泛认定会导致极权主义的计画系统，也可以是自由的，而非一定通往奴役。

市场经济并非是“历史的终结”。利用递进自组织有计划地改变消费主义，最终形成一个人们共同走向自由平等、实现公平正义、物质富足而不奢侈、从摇篮到坟墓皆有保障的社会。那时的社会发展动力将从物质追求转为审美追求，人类将从物质人变成精神人，完成堪舆动物变成人相比的又一次文明越迁。

第十三章  转型

【本章提要：用递进自组织的方法实现递进自组织本身，形成人类社会按照社会意志驶向未来的自动车。】

1. 上帝的第一脚

对递进自组织的质疑，其中主要一点在于如何才能实现？甚至被认为不可能实现。这是两个需要区分开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现有权力与秩序不会接受递进自组织；另一个问题是递进自组织本身的机制使其无法实现。的确，要让现实社会的公权力转型为递进自组织，似乎不可思议。权力自身不会这样做，无权者则无力这样做——除非亿万民众能充分沟通，搞明白并接受递进自组织的理念，再自下而上地实现变革。这种情况首先陷入的悖论是，说服和动员亿万民众本身就需要巨大的组织力，如何产生？且不说现实权力不允许，即使能产生，那种组织力是否会在取代旧权力的过程中发生异化，重演权民分离的二元状态？

这种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无解的，因此不能指望。递进自组织的实现虽是自下而上，却不非得同时开始，可以“以点带面”。革命先驱者从来是少数，只要能在局部搞出递进自组织样板，激活机制，良性运转，在社会陷入危机、民众普遍寻求出路时，便能产生巨大吸引，引发涟漪式复制。递进自组织无需外部输入，任何单元都具备完整要素，可以自我实现，并进行相互联合。这种超强的可复制性决定了哪怕只有很少的成功样板，病毒传播式的指数扩散也能最终形成爆发之势。

当然，样板由谁来完成，亦即“上帝第一脚”如何踢，现在还是悬念。基层自发的自组织做不到。历史已经反复证实基层自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演变为他组织，唯有让自组织形成递进结构，才是解决变异的关键。其实，只要在基层自组织之上再形成一级符合本文所述的递进层块，后面的层层递进就会在相同机制驱动下自动实现。如果确信转型是可行的，具体如何开始，如何实现，便可以交给历史发展自行解决。等到社会有这种需要，相信上帝一定会在最佳时机踢出所需的第一脚。

2. 精细的剥离

当今社会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形成盘根错节的纠结。以往那种打倒、推翻、另起炉灶式的革命不仅困难，还可能将洗澡水连孩子一块泼掉。现代专制国家的镇压无所不及，导致无法事先培育替代力量，一旦出现权力真空，来不及整合社会，就可能引发连锁失序，不要说转型不能成功，连社会的基本生存都会受威胁。

尽管革命派总是对此断然否定，并攻击这种担忧的用心，但即使只有“万一”的可能，也须小心对待。小心不是不做，成大事以小心。即使小心最终被证明多余，顶多是徒劳，损失有限，而不小心的结果却可能会跌下深渊。

例如专制政权建立的社会管理机器，费时多年，花费巨大，触角伸及每个社会细胞，网络覆盖整个国家，其专业团队、行政技巧和配合关系绝非轻易可以取代。小心的方式是不能轻言打碎这个机器，反该将其当作值得珍惜利用的资源。从革命角度看，这似乎矛盾，让那机器继续运转难道还是革命？问题在于，当专制权力已经把社会管理的功能与自身合为一体，打倒其便会同时丧失社会管理的功能，恰恰是专制权力竭力营造的“人质关系”。有“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心态的民众会宁愿放弃民主，也不愿面对无政府带来的难料后果。解决这个问题，取决于能不能把社会管理功能与一党专制的权力剥离。对已然互为表里血肉相连的二者，剥离并不容易，没有可以一刀两断的方式，需要极其小心。

代议制转型是“盖房式”的——须先整体搭建完整的框架（宪政），才能在其上添砖加瓦，完成其他部分。在专制制度下，代议制元素难以自行获得发展空间，依赖当政者赐予的“政治改革”——往往只是开放个别元素（多元化、新闻开放、基层选举等），却不会允许出现整体框架（那等于取代专制权力）。那些元素萌芽后缺少框架约制，便会在竞争中得寸进尺，不断扩张，总是迅速突破当局容忍的界限，导致所谓的“开明政改”半途而废，否则会使专制大堤溃于蚁穴。可以说，代议制是不可能与专制并存的，因此也不会为专制所容。除非专制权力中出了自我转型的“圣人”，否则代议制的实现只能通过革命一蹴而就。那时，被推翻的专制权力若是与社会管理功能一体，便导致权力真空，带来玉石俱焚的危险。

递进自组织却不同，其每个层块自身内部都具备完整要素，不需要外部框架支撑，即可在内部实现转型。形象地形容，这种转型如同“滚雪球”，从最初的雪核开始，框架与要素皆俱全。递进自组织的扩展只是相同层块的组合，如同滚雪球附着的都是一样的雪，相互黏结是对各层块的向量和进行再求和。或者用另一种比喻，完成转型的层块，就如原本无闸的大坝上每块石头自我形成调节自如的闸门，因此不需要炸开大坝让洪水泥沙一泻千里，而是在无需拆除大坝的状况下让洪水缓慢消退。

3. 递进置换

一般会认为，递进自组织的层块划分工程浩大，难以实行，且认为层次必定太多，导致管理机构庞大。其实不会，因为层块早已存在——现实的权力科层与单元便是由直属上级和下级构成的层块。从运作有效性出发，权力科层同样会要求层块保持在可充分直接沟通的限度。因此公权转型为递进自组织，只需利用国家权力原本的层块，无需重新划分，只是把权力的源头转到基层，把上级任免变成下级选举，以“和载体”取代官，即可把自上而下的权力实施变成自下而上的向量求和。这样的转型不需要另起炉灶，从而可以大大减轻震荡，降低成本。且原本越是组织严密的全能型专制权力，其结构对递进自组织越适用。

因为递进自组织的要素在每个层块内皆齐全，无需外部提供，因此转型可以从任何局部开始。先以自由组合的方式形成基层层块，把被组织变成自组织，基层层块的“和载体”再按原体制的行政单元进行组合，形成上一级层块。如此自下而上地在原体制中逐层转型，可以概括为“用递进自组织的方法实现递进自组织本身”。这句绕口令般的话指的是，当一个公权组织层块的下属多数单元实行了递进自组织，该层块就可以（且必然）实行递进自组织。例如一个县的多数乡镇实行了递进自组织，选出的乡镇长自然会组成管理该县的委员会，选举县长。递进自组织即向上扩展一级。当一个市的多数县都实行递进自组织，当选县长就会组成管理该市的委员会，进行决策并选举市长。如此递进，最终由当选的省市区首长组成国家管理委员会，选举国家领导人，社会转型便告完成。

以往民间只能施加压力，政权不让步即不会有实质进展。递进自组织的转型无需等待政权让步，可以主动置换政权。权力的实质在于服从，只要人们换了服从对象，权力就发生转移。递进自组织的每个层块都能充分直接沟通，可以协同行动。当多数成员共同拒绝服从旧权力，只服从本层块的共同体意志，选举自己的 “和载体”充当行政首长，便等于用新权力置换了旧权力。

在这种方式中，决定变化的不再是权力一方，而是无权一方。只需逐层递进地选出“和载体”，就相当于一步一步把权力“夺”到手中，却不需要使用强力去“推翻”，只是将旧权力晾在一边不理睬而已。随着置换的逐层提升，最终完成整体转型。

旧权力的行政人员和专家团队这时需要选择继续效忠专制权力，还是转而服务于公权递进自组织。摇摆将会在趋势明朗后停止，官僚历练权场，有足够智力看出什么才是未来。公权递进自组织会自下而上地层层将他们与专制权力剥离，并在使用过程中对其筛选、重组和改造，最终成为适用于各级公权递进自组织的职能部门。

专制政权无疑会反制，采取切断资源输入，阻塞对外沟通管道等措施。但是在资源大部分市场化的时代，尤其当政权给基层的财政拨款难以为继时，对具有自给自足性质的乡村社会，这类措施起不到决定作用。有效威慑只能是抓人。以往当局总要“抓黑手”，是因为抓了核心人物，其他参与者便会“树倒猢狲散”。而递进自组织不是由核心操纵，当选者是被动的。专制镇压从来只对少数有效，面对多数就陷入“法难治众”——即使抓了当选者，选举者们可以再选新人，除非连选举者也一块抓；然而选举者又是由其下更多选举者所选，层层抓下去，难道能把全体民众关进监狱？那是任何政权也做不到的。从这个角度，暴力便失去了效力。这是递进自组织能够以非暴力对抗镇压的根本力量所在。

当然，初始还是需要勇气的。专制权力一定会抓人，哪怕只是出于制造恐惧的目的。那时就要践行不合作运动的“填满监狱”，抓了再选，一直选下去。“当选”毕竟构不成罪名，风险可承受，入狱反会成为荣誉，如果“填满监狱”能前仆后继地坚持，最终挺不住的一定是政权。

另一方面，递进自组织具有的“理性逐层提炼”和“隔层保护”之性质，可以缓和对旧权力的冲击。如果当局给予默认，已形成的递进自组织便会与之合作，只在内部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当局，使旧权力系统不会因为局部实行了递进自组织而断裂。当政权陷入内外交困、控制力衰弱时，比起用镇压激化冲突，导致失控，默认递进自组织至少还能维持运转，有利社会稳定，便可能成为地方政权的选项。

递进自组织与旧权力系统保持合作，却不是不再发展，仍会继续“用递进自组织自身的方法实现递进自组织本身”，自下而上地生长。其对旧权力的置换将是先慢后快的过程，下面层次体量大，层块多，置换需时长，扩展到较高层次后会加速，最终呈现破竹之势，直至完成政权的整体置换。这种递进置换既有不可阻挡的内驱力，又可理性控制节奏，给解决历史问题留出充分时间，将震荡与冲击降到最低，保持转型始终平顺。

如前所述，代议制转型须先改变社会整体结构——分拆权力、新建多层代议机构、形成多个政党、进行各级选举……能做到这些的前提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革命成功。只要开始转型，往往就无法控制节奏，社会震荡几乎无法避免。如果社会原本积累了矛盾和仇恨，出现的权力真空会使之从压抑状态爆发，导致转型扭曲，甚至走向反面。

代议制的良好运转还需民众有服从法律、遵守规则、包容异议的道德，有对社会事务进行理性思考的知识，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公益心和参与热情，这些都需长期培育。一些实行了代议民主的转型社会并未得到期待效果，几乎都与此有关。

民众一旦对最高权力进行过普选，便会不满足于递进自组织的基层选举，因此从转型顺序上，递进自组织应该在先，既降低转型难度，得到好的民主质量，还能留出选择余地——如果多数人最终仍愿选择代议制，递进自组织先作为平顺过渡的中间环节，填补权力真空、消化社会矛盾、培育民众民主能力，然后再由递进自组织自上而下地主持代议制转型，也不失为一条好途径。

4. 自私的公德

代议制在欧美有几百年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法律逐步确立，选举逐步扩大，政党多年轮替……如同种籽长成大树，经历风雨，扎下根系，与文化土壤结合，获得生命力和抵御破坏的能力。然而那种循序渐进今天已不能重复，民主理念如此天经地义，转型只能被要求一步到位；欧美也把自身达到的民主程度当作要求其他国家的标准。而若缺少渐进过程，照搬现成的代议制，看似速成壮观，却难免不出问题，甚至徒剩外衣。

对此，把问题归结于民众素质，力图让民众“学会民主”的启蒙是南辕北辙。与其总是徒劳和碰壁，不如把削足适履的思路颠倒过来——问题不在民众，而是民主方式。不需要提高民众素质去适应不变的民主方式，而是改变民主方式适应民众素质。如果民主方式必须要民众做出改变才能实行，那就不是合适的方式。“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用于形容一个人，如何指望先得改变千千万万的人后才能实行民主？那要么成为专制抗拒民主的理由，要么会在转型后落得淮橘为枳。

对传统精神结构已经解体，与代议制相适的精神结构又未形成，转型压力已迫在眉睫的社会，要找到的是一种既可实现民主理念，又无须依赖社会既有精神结构支持的民主方法——递进自组织正是这样的方法。

无论道德解体、文化衰落、教育低下，社会的精神结构毁坏到何种程度，人的基本性质都不会改变。而只要人有“不断追求自身更好的生活”或“不断追求个人意志的满足”的性质，对递进自组织就够了，不再需要别的。这可以被认为是“自私”，递进自组织正是基于这种“自私”建立个人意志向量求和的结构。从这个角度，递进自组织不像其他制度那样依赖文化与道德，只要人自利并有理性，就能在实施递进自组织的过程中建立道德。经验范围使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自己的“更好”和“满足”，知道怎样“追求”才能得到，无需具备超经验的道德与知识。人人追求自己更好所得到的妥协结果是对每个人都好，“私”就变成道德。这种由制度结构形成的道德比依赖文化的道德容易把握，却无需培育文化道德那样漫长的时间。

当然历史不可割断，积累的恩怨、派性、民族矛盾都会在转型中产生作用。递进自组织会在自下而上的渐进置换过程逐步释放和吸收。同时递进自组织的平等节制将不再制造新的压迫。逐层提炼的理性则会约束冲突。没有新仇，旧恨终会消融。

5. 超越专制的补偿

将公权力转型为递进自组织，最方便的当然是权力自上而下推动。吊诡却在于，若有权力推动，不会是民主权力，只会是专制权力。因为如前所述，已经实行过高层普选的民众会将限于基层的选举视为倒退，因此由民众普选产生的代议制权力便不可能推动递进自组织。反而专制权力推动是会受到民众欢迎的。当然，对专制权力的这种期望会被视为与虎谋皮。的确那与一般的逻辑相违。但历史上的专制权力确实出现过超越者。其超越不一定非得出自良知，更多的是现实危机倒逼，或是历史声名考量，主要是个人利益的计算……无论如何，专制度越高的当权者，拥有的超越能力越强，相应可得到的补偿也越多。

以当前中国为例，推动递进自组织转型可能给当权者带来什么好处？首先，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期已过，以经济化解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手段随之丧失，政治体制造成的矛盾浮出水面并将日趋紧张，政治改革不得不提上日程。然而历史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中共体制与代议制无法转换。代议制的旗帜是在其政治反对派、六四死难者手中，在欧美、台湾、达赖喇嘛一边。政治改革若走代议民主之路，中共只能是被清算的对象。递进自组织则不同，都是从零开始，没有其他正宗，不掺杂历史因素，也没有传统标准。一旦换了舞台，谁先上场谁占据中心，充当主角。因此以递进自组织进行政治改革，中共可以避免与原本的对立面直接竞争，闪开代议制体系，使对方失去打击自己的发力点。

其次从操作上看，代议制转型从开始就需整体变化，不易控制节奏，递进自组织则是自下而上逐层渐变。只需高层公布一个时间表，允诺的转型完成不超过社会中坚一代的有生之年——哪怕是三十年，社会都会有等待的耐心，按照时间表欢欣鼓舞迎来每个步骤的兑现。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将被这个过程逐步化解，最终水到渠成地实现整个社会公权力的递进自组织转型。

这会让专制高层掌权时间更长。时间表具有的合法性使反对派无从反对，国际社会只能期许；时间表也是一份希望清单，而希望是最好的社会稳定剂；递进自组织的转型自下而上，越高层块的缓冲时间越多，直到最后才触及其权力。拟定时间表的当权者会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主持人，到时间表完成才退位，并将为此名垂青史。

以往凡是政治改革都需通过权组织推动，构成权组织的官僚因为改革使其利益受损，或怠工抵制、制造混乱，或发动党内斗争搞垮改革的领袖。而递进自组织的转型无需通过权组织，只要高层给予合法性，民众便可自发地自下而上逐层置换，逐层架空官僚集团。无需造反和打倒，始终保持有政府状态和社会组织化，又能保证改革不断推进。而时间表给了官僚集团明确预期，凡是在换届退休前不会受影响的高层官僚，将在个人利益上失去反对变革的动力。

递进自组织比代议制有更丰富的理想资源，在人民主权、全民参政、向量求和、自治、联邦、族群问题等方面，可以独辟通途，占据制高点，形成独树一帜的意识形态。在形式上，也可让中共找到与其原本思想脉络的连接点，实现某种承先启后。

6. 民间之路

专制者自我改革的概率仅如凤毛麟角，无法寄予希望。而民众自下而上以递进自组织置换公权组织，需事先广泛传播理念，才能大范围同步开始。做不到这一点，在专制权力有能力镇压时难以突破；在专制权力衰落时，抢先崛起的占山为王者照样会拒绝递进自组织。

走出这种困局，有必要考虑非政治途径。如无法变革公权组织时，能否在众权组织和民间项目做起——村民自治，合作消费，物业管理，维权活动，公益事业等。众权组织有相对自由的空间，可自行决定组织结构，成员对民主有天然要求，实施递进自组织既是实践的检验，也能树立样板。

当今NGO（非政府组织）成为日渐重要的力量，而组织演变的规律对其同样有效。初创时志同道合的自组织，规模扩大到无法充分直接沟通时便须依靠主持人，形成权组织，演化为二元结构。那时或是主持人说了算——相当于专制，或是选举主持人——类似代议制。无论哪种，二元结构的特性都在，权力的毛病都有。现实中很多NGO就是这样沦为少数人谋生的饭碗和自我循环的小圈子。

NGO没有对成员形成约束力的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参加者稍不如意便可拂袖而去或不再作为。NGO的资源主要是道德，参与者为的是实现价值认同和理想追求，因此会需要有自主感，不甘于沦为无权者。而组织又需保持共同目标和整体秩序，不能让成员随心所欲各行其是。递进自组织能协调二者。其自下而上的多中心可发挥每个参与者的主动性，满足自主感；递进的层块结构又能整合多中心，形成有序整体。无论规模怎样扩大，皆不出现有权无权的分离，因此给NGO带来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实行了递进自组织的NGO之间，亦可用递进自组织的方法进行联合。例如从事合作消费的相邻社区，由各自当选的业主委员会主任组成上一级层块，合作消费规模便扩大数倍。不断提升这种联合的层次，甚至不同城市的消费者都可实现联合。既然消费规模决定谈判能力，无论在价格上还是在质量上，消费者都会得到更多好处，且能将影响力从商业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工业）、原材料领域（农业），乃至政府政策的制定。

这种递进自组织虽不涉政治，理念和方法却能在推广过程中为民众所掌握。可复制性是递进自组织转型的最大优势，局部成功的样板可以通过不断复制的模式扩大——既可以是受样板吸引的自发复制，也可以是有组织的推广。一旦历史条件成熟，便可迅速复制于公权组织，用于政治转型。具备这样的基础，届时其他力量都无力成为递进自组织的对手。

7. 沟通改变世界

在缺乏沟通能力的时代，社会分离为二元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步入信息时代，沟通能力前所未有地增强，新的沟通技术给递进自组织提供了强大支持。例如递进自组织的多种参与方式——公权组织，众权组织；每人可按居住地、工作地、不同项目等参加；选举时需要计算票权，进行认证，根据选举结果进行权限转移……成员因此可能有多种身份，仅身份管理就异常繁杂，还需跟踪变化、维护规则、进行监察等，如果都靠人管理，相当困难且易错，还难免人为干扰。然而拜资讯时代所赐的电脑网路，既能迅速、便捷、缜密地管理，又能杜绝私情舞弊。智慧型手机进一步提供了全民参与的技术基础，为递进自组织插上翅膀。可以预期社会组织的水平会因「递进自组织+移动网路」得到前所未有的飞跃。

以往民主最大的麻烦在于各执己见。意见不同本是民主应有之义，但人性的执着总是要压倒对方，由此争执不休、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造成民主的瘫痪和分裂，导致人心厌倦。如果把民主规则固化于计算机程序，让机器执行规则，排除人为因素，一视同仁，不予扯皮，无法拖延，无空可钻，按表决结果自动授权和刚性执行，那时人们反而会放下执着，变得宽容，因为面对机器程序没有对峙的理由和对象，从而不是非得执着己见。

从实现变革的角度，递进自组织的一个重要优点却构成障碍——历史上的制度变革总是由个别集团或阶级推动，因为变革可使其获得份额最大的利益。这种动力源于利益分配的不平均。递进自组织却是平均得益，不给任何人特权。对这种变革，强势集团会反对，弱势集团宁愿搭便车。在权力时代，无人得到权力的变革只能沦为纸上谈兵。

不过，递进自组织的原理不仅可以用于人的组织，也适用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筛选与整合，以及智慧集结与提炼。此种蕴含商机的市场也许可开辟另一领域，以市场得益弥补权力动力的缺失。一旦被看出递进自组织原理在互联网上有再造谷歌、脸书那类成功的可能性，市场力量便会万马争先，不可阻挡。我用递进自组织原理申请的两项美国专利——SELF-ORGANIZING COMMUNITY SYSTEM （US 9,223,887）和ELECTRONIC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US 9,171,094），便是对此的抛砖引玉（见 http://portal.uspto.gov/pair/PublicPair ）。而从互联网上的递进自组织应用转换为实体的递进自组织，只有一步之遥。

另一方面，沟通时代还有另一种可能。有一种人类，虽不属于同一阶级或集团，却有相同的理想基因。他们个人意志追求的满足就是改变世界。以往他们如沙漠中的金砂被厚重寂寞相互隔离，但是当世界被互联网打通，便能找到彼此，并把互联网当作共同理想的生长之地。目前还不知道理想者的集结能否得到什么和实现什么，但是变革社会的动力已不再仅仅发端于利益，理想者的沟通将以相互沟通的理想改变世界。

8. 驶向未来的自动车

递进自组织将“权力意志”溶入“社会意志”，以“和载体”取代“权组织”，社会从此不再分离为二元，不再需要通过“压力”和“强力”才能调整或更换权力，第八章图13的模型将变成如下的图19。

在图13中看到，“社会意志”与“社会意志实现”之间隔着诸多环节，“权力意志”是主要的障碍。而在图19中，已经没有“社会意志”与“社会意志实现”的区分。或者说，在“社会意志”与“社会意志实现”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障碍，只要“社会意志”形成，就意味必定实现。

图19所表达的，“个人意志”通过“递进自组织”产生“和载体”形成“社会意志”，四个元素可被视为是完整的一体，中间没有任何断裂，也不需要联系管道，每个部分的结合都是全方位的，因此图形不用通常那种分开的框与线。用了目前这种阶梯形式，也只是为了取与本文相合的“递进”意象，而非说明它们之间有什么分隔和错位。那将是最为简洁、灵敏、有效与和平的社会结构。

政治制度有如承载社会的车，社会意志是其应有的行驶路线。二元结构的政治之车虽在大方向上不能脱离社会意志，但是恰好的状态不多，总是左摇右摆，甚至落沟或撞崖。

专制政治之车的方向盘操于当权者之手，其他人被隔离在乘客区不能过问，只有在事故频仍，撞得头破血流后，忍无可忍的乘客打破隔离，才能换上新司机，随即又会被隔离，进入下轮循环。

代议制让乘客定期推举司机，也能对司机评头论足，但是选上的司机不一定合适，或者坐上司机之位就变得任性，不到下次选举仍难更换。好在不用冒车毁人亡的风险暴动，虽然有滞后，可以等到推举新司机后再修正偏离。

根本的解决是换上一辆由社会意志直接控制的自动车。如科幻作品描写的意念驾驶，社会意志怎么想，车就怎么开。递进自组织的“和载体”相当于社会意志的“意念”，其对社会意志的体现便相当于对社会之车的驾驶。社会意志是社会之车的行驶路线，而社会之车又由社会意志控制，形成完美的自洽。

本文除递进自组织之外未涉及诸如国家形式、经济制度、所有权、财富分配、社会福利、教育、军队等方面的构建，原因在于递进自组织不是一种目标，更不是乌托邦。乌托邦构建的是理想社会或终极状态，递进自组织只是一种方法，或者说是达到理想的手段。乌托邦是事先选定的目的地，递进自组织只是驶向未来的车。目的地是什么，不由车决定，也不会有终极目标。然而只要有了这辆自动车，社会所需的其他方面便会自然形成，且会随发展自然变化，社会始终平顺无阻，按照社会意志驶向未来。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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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allup.com/poll/1654/honesty-ethics-profession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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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ault on Reason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二元社会

1.      有权和无权

2.      权组织+被组织

3.      组织与沟通

4.      权力与沟通

第二章      沟通结构

1.      直接沟通的限度

2.      间接沟通

3.      “沟通枢纽”的权力

4.      源自沟通的其他权力

第三章      权民分离

1.      沟通的异化

2.      权力私有——沟通结构不容沟通

3.      专制在于限制沟通

4.      强力源自沟通

5.      与职位脱离的沟通

6.      官僚掌控的沟通

第四章      人与正义

1.      何为正义

2.      人的基本性质

3.      个人意志是自身个别意志的向量和

4.      个人意志的边界

5.      平等的节制

6.      正义是所有个人意志的向量和

第五章      社会意志

1.      什么是社会意志

2.      社会意志与“公意”的区别

3.      社会意志是“正确”本身

4.      数量求和结构

5.      数量求和结构中的社会意志

6.      社会意志的扭曲

第六章      权力调整与更新

1.      囚徒困境

2.      社会意志的反扭力

3.      压力调整

4.      强力更新

5.      大向量

6.      二元结构的滞后

7.      殊途同归

第七章      代议制的进步与局限

1.      无需强力的权力更新

2.      数量求和的被操纵

3.      代议制仍是二元

4.      Vetocracy

5.      无法超越的陷阱

第八章      问题

第九章      意志的“求和运算”

1.      “他者”不可承担

2.      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

3.      以层块扩大自组织

4.      分层不是障碍

第十章      递进自组织

1.      规则

2.      说明

3.      递进自组织社会

4.      先例与教训

第十一章 当权民一体

1.      权力回归沟通

2.      真正by the people

3.      积极自由

4.      提炼理性

5.      递进自治—递进联邦

第十二章 实现超越

1.      合作的政治

2.      告别民族主义

3.      摆脱消费主义

第十三章 转型

1.      上帝的第一脚

2.      精细的剥离

3.      递进置换

4.      自私的公德

5.      超越专制的补偿

6.      民间之路

7.      沟通改变世界

8.      驶向未来的自动车